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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卷起尘土，令人莫辨咫尺，口中尘土沙沙作响。路上的行人、车上的人都用手帕掩面，这就是燕京的飞尘吧。”在一篇题为《笛声三万里》的旅行日志中，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宇治田直义、太田文哉等人如此记录1915年7月24日他们的北京印象。这年的6月28日，这几名日本学生从上海浦东出发，一路北上，经镇江、曲阜、天津、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最终抵达中俄边境。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暑期旅行。在东亚同文书院这所日本为培养“中国通”而在上海开办的大学中，每届高年级学生都要组成调查队，花上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他们写下的文字，也不是普通的见闻随感。这些旅行日志以及作为毕业论文的专题调查报告，不仅要送交学校图书馆，而且要呈送日本外务省等官方机构，为日本对华政策服务。
从1901年到1945年的40多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先后派出4000余名学生分成近700个小组，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地毯式立体调查。这些调查的影印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日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这200册调查手稿，既包括乘船坐车、骑马徒步的旅行日志，也有《山东省石炭调查》《南洋华侨之现状》《北京书业调查》《羊毛调查》等专题报告，既记录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变迁，也保留了日本学生眼中的中国社会百态。
“近代日本把对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大陆的实证性探查，视作日本与欧美列强竞争高下的‘使命’。日本官方、军方、商界，出于军事、政治、经济目的，不断派出浪人、军人、商人、记者，潜入中国各地作周密踏查，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认为，在近代日本关于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时最长、覆盖面最广。19世纪80年代中期，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就开始了中国踏查，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战败，前后近60年几乎未间断。其调查地域遍及除西藏之外的中国各省区，深入到若干市、县、乡、镇乃至关隘、码头，还涉足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虽然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材料和著述基本保存完整，然而却“藏在深闺少人识”，被利用的程度远低于声名最著的满铁调查。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介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手稿现在分藏于中日两地。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927年至1943年书院学生提交的报告手稿，约2000本；日本爱知大学藏有1916至1935年的誊抄合订本，约650册。两地馆藏略有交叉但版本不同，但因为卷帙浩繁，查阅利用不便，学界一直少有问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冯天瑜在国家图书馆和爱知大学两地多次浏览这些文献，近代日本所作中国调查的巨细无遗、切入底里，让他印象深刻：“欧美列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掌握近代科学方法，其殖民扩张总是伴以对掠占国家的周密考察。鲁迅就曾对外国人‘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觊觎中国主权的踏查活动深怀忧虑。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有些方面较欧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的域外踏查，以东亚特别是中国为首要对象，这是与其侵略范围相一致的。”
冯天瑜指出，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虽然是以侵霸中国为目标，但当年对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白山黑水、西域大漠所进行的周密社会调查，如今也可以视为研究清末、民国社会的史料文献，其展示的实证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也可供今天的学者参考借鉴。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表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作为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成果，既是研究民国史、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又一次集中揭露，是对国人防范意识的一次警醒，对中日近现代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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