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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住建部对1602个拟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进行公示。加上之前三批列入此项名单的2555个村落，目前共有4157个村落进入国家保护名录，正在获得“抢救性”保护。然而，一直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摇旗呐喊的专家和学者却陷入新的忧愁与纠结中。
由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天津大学共同主办的“何去何从·中国传统村落国家高峰论坛”日前在河北保定召开。在论坛上，有专家炮轰获得“保护”的村落因为“空巢化”和“全面旅游化”，正朝着“千村一面”的雷同化方向发展；有的学者直言，对于传统村落“我们大概只关心了建筑，而没有关心人”；有学者感慨，留得住乡村的青山绿水，却留不住“幸福感”……忧愁、纠结，整个论坛充满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何去何从”的自省与追问。
那么，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对传统村落实施保护，让人们真正“记得住乡愁”？
村民“幸福感”被漠视
用“何去何从”作为论坛主题，真切地反映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近年来挥之不去的忧虑。专家学者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路：通过科学研究，准确认识传统村落保护的本质与特征，从而找到符合科学规律并切合实际的办法。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倡导者，冯骥才还担任着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但他从不避讳：传统村落保护目前正面临着诸多难题，而如何走出困境他也常感到束手无策。
冯骥才痛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在“发展”的名义下，正在重蹈城市建设的覆辙，变得“千村一面”。他总结出传统村落保护性建设的“十大雷同”，直言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详见本报11月25日《文化新闻》版《失去文化个性活力 留住乡愁恐将落空》）。冯骥才更强调村落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也更愿意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生动鲜活的传统村落。所以，他觉得传统村落保护，首先就是要“谢绝投资”，同时也要“谢绝旅游部门的规划”。他甚至觉得“村民对于自己的村落不够热爱”，需要知识界到田野中去“开启民智”。
不过，对于冯骥才的观点，学者们并不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传统村落保护更需要在意村民的“幸福感”，“村落”本身即是个矛盾的综合体，两个“谢绝”并不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刘铁梁直言：“不够关心村民的村落保护，是狭隘的，也是没有办法和村民对话的。”因为保护村落的同时，也要保护村里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学者和村民在价值认知上是会发生矛盾的。比如村民面临孩子结婚的问题，就想拆掉老房子盖二层小楼，既扩大居住空间，也能改善生活品质。但专家却往往要去阻拦、说服：这是有价值的老建筑，木雕多么精美啊，不能拆……”在刘铁梁看来，村落保护，不同于遗产保护，它还事关村民的“安居乐业”。传统村落的保护更应该从“建设”的角度着眼，而不是守住几个小楼，塑造成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
“我拍了一个传统村落保护的片子，甚至还收到一些观众来信，他们质问我：‘你住在高楼大厦里，却来告诉我们这破房子要保护、动不得！’”杭州电视台的导演萧加苦笑着说，“很多时候老百姓最需要的还是住得舒服。”陈小奎是一名风景园林设计师，他几乎每周都要回到村里生活，因此在村落保护方面更有体会。他觉得，村落保护首要的还是要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今年他刚刚翻新了家里40多年的老房子，盖起了二层小楼。“如果我的父亲还生活在冬天生土炉子的房子里，没有抽水马桶，我是不安心的。”
其实，在“保护”和“建设”的问题上，冯骥才也是十分纠结的：“就拿最简单的厕所来说，没有人愿意在冬季寒冷的夜晚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穿过整个院子去上趟厕所。”但是“空巢化”和“全面旅游化”让一些已经列入保护名录中的村落变得面目全非，确实让他“痛心疾首”。
城镇化浪潮中，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止村民对舒适便捷的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或失去活力，也让学者们倍感压力。据统计，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平均一天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这些自然村中也包含众多古村落。
正是基于这样的紧迫感，2012年4月在冯骥才的倡议下，国家决定由四部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冯骥才在天津大学牵头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并启动了为传统村落建档的工作。冯骥才觉得，面对“村落遗产”，每个人都应该有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敬畏精神，知识界更是要当仁不让担起传承保护的重担。
对策还需“接地气”
学者们试图在传统村落保护问题上找到一个“三高兴”的方案：政府高兴、村民高兴、专家高兴。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有学者提出，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培养和重视“乡贤”的力量，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陈小奎说，他的爷爷是老中医，父母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他的家庭在当地特别受村民尊重。“正是这种尊重，让我愿意回到村里居住和生活。”他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培育一个中坚力量，这一群体要有一定的文化认知和专业思想，有力量且有时间参与传统村落的建设和保护。“由乡贤、资本方、村领导联手组建保护团队，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进行尝试。至于具体的保护发展方略，则应该是‘一村一策’，因地制宜。”
“能否把传统村落保护提高到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让它成为全社会的一项工作？”河北省涉县文联主席李淑英坦言，这些年一直工作在传统村落调研和保护第一线，她期待这项工作“从国家层面上更有力度，从民众层面上更有认同感”。
涉县在2014年启动了传统村落的调查，两年下来，李淑英感受到这项工作存在“上热下冷”“上主动下被动”和“上慢下快”的状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群众的积极主动性，都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根本力量。”李淑英说，“在基层乡镇，别说村落保护，单单‘传统村落’这4个字也很少有人知道。到村里调研，我们也只能简单地告诉他们，要传承保护老房子、老物件、老的生活方式等……”目前，涉县一共有10个传统村落列入名录，但村民们多是“听上面‘规划’”，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开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会，我们告诉村民：国家对村落保护有专项资金投入，给他们讲解规划建设的远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配合调查。”李淑英苦笑着说，“调查完了，有的村落也进入了名录，相应的政策支持却迟迟不能落实。这时村民就会追着我质问：你说的那些资金啊、政策啊，我们怎么都还看不到？刚刚有点热乎气儿，又慢慢冷却下去了……”
在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杨荣国看来，提高基层对古村镇保护的认识，需要有些“实在的招数”。他介绍，河北省民协从省委宣传部争取到专项经费，开展了“十大最美古村镇”申报、展示活动，效果特别好，县乡镇很重视，村民也很欢迎。“很多时候，老百姓不知道哪些需要保护，以及怎么保护。因此我们专家还需要‘接地气’，出谋划策要有针对性。”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传统村落的保护要尊重文化差异，同时也要避免“摘星式”的保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索南多杰提出，其实游牧文化背景下也有传统村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不能忽视流动的传统村落，比如青海的“帐篷村落”就是一例。传统村落也不应局限在村域范围内，最好是实施连片保护。比如一些河谷地带，各个村落都很相似，如果单单选择某一个村落加以保护，这种乡土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将会是不完整的。中国民协顾问、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余未人认为，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首先要尊重各个民族的信仰，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本报记者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刘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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