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与现实主义创作

    【光明读书会】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文学记录中国”，是创刊于1979年6月的《当代》杂志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主义坚守，并因此成为国内文学期刊的一面旗帜。关注青年作家群体，也始终是这本杂志秉承的风格。2016年第6期《当代》杂志，推出青年作家专号，专门辑录了一批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11月23日，杂志社又邀请众多评论名家，共同研讨青年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提高青年作家创作水平、繁荣国内文艺创作大有裨益。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刊载其中部分发言，希望与广大读者继续探讨。

 

    嘉宾：李敬泽 中国作协副主席

 

    白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郭 艳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孔令燕 《当代》杂志社社长、主编

 

    关注现实，和青年作家一起成长

 

    孔令燕：今年《当代》杂志推出了两个专辑：一个是第四期“陈忠实纪念专辑”，还有第六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陈忠实纪念专辑是向传统致敬，因为陈忠实是《当代》杂志非常重要的作家，友情延续了几代编辑。当年陈忠实在《当代》发表作品时也是一个青年作家。第六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则力图向未来进行探索。

 

    《当代》办刊有两个传统，其中之一是坚持现实主义，创刊37年来，这个传统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任何的转移或者放松。另一个传统就是注重青年的培养。我们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说过，要关注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作家，给文学青年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也是多年以来《当代》一直在坚持的。

 

    秦兆阳先生主张每期必发新人新作，在他的推动下，《当代》曾刊发过一大批在后来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青年作家的重要作品，像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的《初夏》、王朔的《空中小姐》，都是他们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中篇小说。尤其是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曾被好多杂志社退稿，后来又投到《当代》。路遥说《当代》再不录用的话，以后就再也不从事文学创作了。没想到秦兆阳先生看到稿子后，给路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鼓励他坚持创作之路。

 

    身为《当代》人，我们一直在坚守、努力，力图把杂志的品牌品质维护好。但是杂志办到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真的不敢再去说扶植作家、培养作家，我们的目的是在这一代年轻人中，发现、寻找志同道合的作家，和我们一起成长。

 

    《当代》之前刊登过单篇的新人新作，但没有像这一本专辑、用几乎整本杂志的篇幅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这在《当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说到作品，虽然这批青年作家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写作风格也各有千秋，他们中有军旅作家，像王凯和西元；有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像孟小书；有具备农村经验的，像李清源和李云雷；还有城市的漂泊一族比如宋小词等。但是他们作品共同的特点都是关注现实，都是从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出发，来观照当下这个时代和社会所特有的、引发我们深思的部分。

 

    用《当代》的标准，他们是用自己的创作来实践着“文学记录中国”的宗旨。这是让我们欣喜的地方。

 

    1956年，我们的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发表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一文，至今整整60年，既是巧合、又是天意，我们用了一个甲子的时间，在现实主义的大路上重新出发。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他们走在大路上”，希望我们和这些青年作家们在现实主义的大路上一起往前走，希望他们越走越远，看到更美好的风景，也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我们出版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举办研讨会的初衷。

 

    何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李敬泽：秦兆阳先生当年提出走“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当下这个道路该怎么走，是对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我理解，秦兆阳先生说的是现实主义道路很广阔，作家要去探索，要往原野里走，往地平线的尽头朝着远处走，而不是说眼前就有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顺溜走就是了。

 

    从1957年到现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强调“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快60年了，它对我们现在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条广阔道路到底“广阔”在哪里？还有些什么地方、什么方向、什么新的天地没有被打开，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课题。

 

    当我们说现实主义的时候，它就一定涉及对生活、对时代的某种“总体性看法”，或者艺术一点说，也可以叫“总体感”，或者“现实感”。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值得作家们自觉地去探索。

 

    第六期的作品有的很好，但也有些作品在涉及“总体性看法”的时候，是不深入、不审慎的，或者说缺乏充分的自觉性。如何表达抵达现实主义层面的、有力的“总体性看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不自觉，很容易把这种“总体性看法”变成一种情绪，甚至是一种廉价的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实主义不是现实吐槽，而是要寻求一种对社会和时代更广阔的总体性把握。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出现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怎么来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起码有一个来源是实证的科学。在科学的基础上，文学才有可能达到一个科学水准，准确地研究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福楼拜经常强调词语表达的准确？我认为这不是修辞问题。如果艺术完全是修辞问题，有什么准确可言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参照。这个准确的认识论基础，就是说它认为有些东西就是对的、真实的、合逻辑的、合理的，所以我们必须抵达那个“准确”。

 

    有的人认为所谓现实就是我们在网上、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但这其实并不能代替作家对人、对社会、对时代的深入的、实证的，甚至是笨拙的研究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现在的很多作品不满意，因为它们只是变成了网络和报纸所处理过的那个镜像的放大或者延伸版，而并没有真正提供“多得多的东西”。

 

    恩格斯曾经讲过，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曾经提供了比同时代的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多得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领会和寻找那个更真实、更具总体性现实性的“多得多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是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就这个时代来讲，我的理解不过就是说我们能够从对一个人的具体性和个性的描写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复杂机制，以达到我们认识的升华。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的很多作品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现实主义绝对不意味着不讲艺术，不讲形式。形式问题很重要，形式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就是内容。一个人面对现实、面对一个故事的时候，选择什么叙述角度，本身就是如何看待和展开现实的问题。

 

    如何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走下去，而且走得远、走得天高地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摆在当下的作家、评论家们面前，摆在中国文学面前的大课题。这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挑战，努力探索。

 

    孟繁华：我很同意李敬泽刚才讲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一条广阔的道路，是因为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是一个向度，一个倾向。所以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作家们，本身是需要探索的。《当代》杂志在这一点上坚持了这么多年，确实为中国的文学经验提供了非常好的立场，令我们尊重。

 

    现实主义有很多种，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开放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等等。现实主义的探索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多样化，体现了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积极探索。

 

    好的作品，要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白烨：《当代》拿出这么大的篇幅来给青年作家，前所未有，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这期作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例如其中有些是表达日常化的生活矛盾，没有太大的波澜，是发生在亲人、友人、恋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我看完之后感觉很欣喜，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这一代作家的特点，看起来角度并不大，但对人性的审视和观察都比较深入。

 

    还有一些作品大的路数是现实主义的，其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先锋性或者后现代的元素。这些元素加得很自然，我觉得是这代作家的优势，非常可贵。

 

    另外，我也同意刚才敬泽讲的，要有总体性表达，如果我们总是从很小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从局部讲是真实的，但是整体上会有问题。

 

    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是经过主观浸润之后的艺术真实。从这个意义来讲，如何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更丰富、更饱满，看待生活和现实的时候能站得更高一些，这也是一个问题。一部好的作品，要在精神层面上有穿透力和引导力，让读者看后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青年作家在技术层面讲没有问题，但是在思想和精神的内力上一定要有一个丰富和提高，这是今后需要逐步解决的。

 

    郭艳：首先，在谈现实主义和现实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我感到在文本叙事当中的作家和文本里面的人物都是现实的囚徒。柏拉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洞穴理论，就是探讨人对于外部世界认知的一个推进。文学表达现实的局限性，类似于此。

 

    作家首先要认识自己“现实囚徒”的身份设定，之后对现实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才有可能被有意识地唤醒。被解放的囚徒不断走出洞穴的过程，就如同青年作家成长的过程。对个体来说，对于整体性经验的把握是非常困难的，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

 

    第二，从具体文本的角度来看，就像白烨老师提到的，这些青年作家的文本基本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反映，其中的情感非常个人化。比如说《直立行走》，主要是女主人公在一个城市如何安置的问题，《譬如朝露》讲一个青年生活被日常所耗损。这种碎片化个人化的叙事方式，如何真正成为另外一代现实主义的深厚的描写，我觉得还有待于他们自身更多的修养。对于这些年轻的作家来说，文字里呈现的才华已经足够了，如何通过小人物达到大叙事，更多的还是对整体社会经验的一个把握。

 

    第三，所有的批评都应指向一个建构性，写作也是。也就是说，作品中的批判性和建构性，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这个集子里面充分表达和呈现了一些伤痕，但是在这之后如何去反思，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作家所思考的一个问题。

 

    比如《直立行走》这篇小说里，最大程度地展示了善良无能者的伤口，其中反映出的人性，在幽暗处散发着像脓疮一样的恶臭，让人陷入茫然和黑暗当中。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仅仅只有动物性的伤口呈现，还并不够。

 

    杨庆祥：人们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文学，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正视生活中的苦难，因为有时生活里最糟粕的部分，反而会使我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生长，恰恰成全了我们。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同刚才白烨老师讲到的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作家可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建构现实。生活本身有它的神性和尊严，有它内在的逻辑和仪式感，而恰恰是小说发现了这点。所以小说是在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这个现实能够给我们以希望，让我们活得更好。

 

    （本报记者吴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