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汉学如何推陈出新

    日前，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是外国人对中国，尤其是古典中国研究的通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对外文化交流加速，中国本土正成为海外汉学家交流思想、碰撞观点的主阵地，很多中国高校也加入到汉学研究之中。从最早的汉学到今天，新旧汉学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转换，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汉学的今天与未来呢？

传统汉学：

从传教士、殖民活动脱胎

    艾儒略、利玛窦、安德义……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几乎都是传教士，其中包括发明了罗马拼音的金尼阁，用希腊方式标明拼音四个音调的郭居静。是什么让这些传教士成为西方第一批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人？

    “汉学研究最开始的起源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方的语言系统，把自己的信仰体系传达给这个民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说，“了解他者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古代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非常大，必须把汉语的研究当成一门学问。把圣经整个思想变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尤其是做神学阐释的时候，对古代汉语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当时，学术机构中汉学研究的设立常有西方政府的背景。荷兰莱顿大学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早在1873年，莱顿大学就向荷兰政府要求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

    “当时荷兰国家政府决定可以有这个教席的原因并不在于荷兰民族对于唐诗宋词感兴趣，而在于荷兰历史上，印尼殖民地华人很多，管理这么一个群体必须得懂他们的语言。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是非常丑陋的一种动机。”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说。

    “第一位教授上任后去印尼当官，但没有专心政府的工作，而是编了一个辞典，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人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设教授席并非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但是因为有教授席以后，我们有机会亲近并研究唐诗宋词了。”柯雷向记者这样介绍莱顿大学汉学传统的源起。

    “传教士在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开始了汉学实践，19世纪正式成为一个欧洲的学术研究学科。当时大部分汉学家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说，“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以后，在这个阶段汉学更多的是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国现代的情况。”

新汉学：

中国研究基础上的融合发展

    二战结束，冷战铁幕落下，新中国成立。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逐步转向当代，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等当代中国的现实议题逐渐纳入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也强调多语言文本对照，引入统计、定量分析等社会学方法。

    “当时美国资助了很多中国问题研究的项目，但实际上是一种冷战色彩的产物，是站在一种对抗、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萧延中说，“但很多学者仍然在尽力追求学术化。”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两极的，少数精通艰涩古学的汉学家和大多数把中国等同于筷子和龙的民众。”刚刚获任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的北京大学教授董强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市场显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在区域研究的大范畴下，强调应用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学科窗口。

    “中国研究更多指现代历史或者当代研究，关注的议题也更加专业化。”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主席、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说。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汉学和中国研究应互相取长补短，汉学的优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区域研究则引入了跨专业、多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中国研究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整体。”

    “汉学和中国研究不应该有对立。中国像一座大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是呈现不同的情况，要把不同的观点整合起来。”张隆溪说，“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后，海外学者已无法忽视中国本土研究的成就，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去国外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这都让这门学问的视野更加开阔。”

    “去年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建议把单数的汉学（sinology）改为复数的汉学（sinologies）就是考虑到汉学含义在随着时代变化，多学科的研究内容正在汉学的大类下重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说。

    “由于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古代转到现代研究，从事古代研究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张隆溪对“厚今薄古”的现象感到担忧，“但对现代的重视不一定就是好的。缺乏一种深度和频度会导致各项议程趋于表面。”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论坛吸引了30多位“未来汉学家”的参与，而随着中国本土越来越多地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场，作为内容跨学科、研究者跨国别的综合性研究，源起海外的汉学正在回归滋养它的土地，以本土视角实现古今中西的对话。（本报记者 刘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