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道统重构

    由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成都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道统的定义，美国成中英教授认为，道统共有四义：⒈广义的道统，是基于对古代经典的了解，对宇宙天地自然的探索。首先要认识易道，易道之下有天道和人道；⒉狭义的道统概念是从孔子到汉代逐渐形成的经学传统即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说明道统，这种“把道统只看成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以致到清代成为很僵化的思想”；⒊宋代程朱的道统；⒋最狭义的《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把道统精神做更具体的说明。陈来教授指出：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所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中华文明主流价值的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蔡方鹿教授认为，所谓道统，指道的传授统绪。道统与道的关系，是以道为中心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道统是维系道之所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是道统所传授的内容。儒家为了论证圣人之道的精神和道的传授系统，便提出并形成了道统论。而广义的道统观则指以儒家圣人之道的相传授受为主要内容，又吸取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和文化。

    二、关于总论道统与中国哲学文化，张立文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道统思想。宋明理学家继承道统的思想来重建形而上学的观念，也重建伦理道德，使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既有深度又有精度的一个新的创造。景海峰教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儒家的统绪意识有一个不断完善化和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作为这种理念的核心思想、建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道统’观，就是在这种情景之下一步一步地确立起来的”。郭齐、尹波教授认为，“道统，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它代表着该派理论和实践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在儒家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振纲教授指出：儒家道统思想文化基础是圣人史观。中国是一个崇尚圣人的国家，并把道统崇尚圣人的观念与其哲学、政治、伦理意义联系起来。

    三、关于道统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次会议提出的新观点有：冯和一认为，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与出土文献上博简的零星昭示，可以得出，“颜子之儒，具有明显的‘学圣’‘言道’的特质，是受到孔门肯定的传道之儒”，因而在道统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刘振维教授把董仲舒视为道统中的重要传人，他“创造历史上第一次的新儒学”，“就‘道统’的核心意义观之，无论是韩愈的仁义道德观，抑或是朱熹的十六字心传，基本上在董仲舒哲学中皆已涉及”。尹邦志研究员以李翱《复性书》为例，探讨了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复性书》呈现了一个历史事实：佛教见地激活了儒家的心性论，从而为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的建设注入了活力”。毛丽娅教授论述了范仲淹开宋代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认为“范仲淹的思想对张载、周敦颐、二程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此而言，儒家道统的传承与范仲淹的努力分不开”。胡杰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陈平甫在与张栻交流中提出“道统”的时间是在1172—1173年间，比朱熹在1179年提出道统的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说，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注意挖掘道统、道学资源，较早表现出对从尧舜禹到孔孟道统传承的责任与担当。向世陵教授认为，湛若水把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崔发展副教授以阮元对李翺的批评为例，论述了乾嘉汉学对儒家道统的重构，指出“阮元认为，李翱以心通解经的做法使得儒学堕入了空疏”，而主张以“事解”解经来接续儒家道统。潘志锋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学者心中有强烈的传承儒家道统的意识，而到了第三代这里，刘述先的道统观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儒学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乃至西方哲学流派的关系，他以开放的治学方法借鉴西学，以期实现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四、关于道统重构，与会学者认为，在文化传承与价值重构问题上，应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道统思想，探讨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具有的价值，从而批判其流弊，而传承和发扬其仁爱民本、中道和谐、重主体、道不离日用等优秀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使道统思想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在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创新重构，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和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