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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向媒体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护与考古新发现的阶段性成果。
规模浩大的考古工作
今年2月26日至9月28日，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办公室委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担负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为确保副中心建设工程前期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来自全国9家考古单位、2000余名各类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了总面积达101.3万平方米的勘探任务，勘探面积相当于142个足球场；发掘面积共40000平方米，共发掘战国至清代古代墓葬1092座、古代窑址69座、灰坑8座、水井10眼、道路3条等其他各类遗迹数十处，出土各类陶器、瓷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料器、皮革器、玉器等万余件（套）。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墓葬、窑址、地层剖面共计60处遗迹进行了整体迁移保护。
考古发现的延绵连续的地层既有自然堆积，还有地震形成的断裂层，为了解通州地区2000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提供了证据。本次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为研究北京战国晚期到汉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古代通州的地理位置不错，可进可退；交通上是个关键节点，气候变化不大。在当年主要靠水路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通州历史上推千年
在发现的千余座古墓中，79%是战国—汉代的。以往人们认为通州是自隋唐大运河开通才繁盛起来，而考古发现将这个时间点追溯到了战国时期，把历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本次考古发掘证明，至少自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这里就有大量人口；特别是东汉时期，社会繁荣、人口众多，是宜居之地。
本次发掘的800多座汉墓，形式各样种类丰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特别提到，在胡各庄村，发掘了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瓮棺葬，以儿童葬为主，也有成人葬，排列有序、组合多样，“如此集中的发现在北京考古史上尚属首次，为研究瓮棺葬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提供了资料”。汉墓中的出土器物，种类多、数量大、形制各异。比如，夹砂红陶釜，被学术界称为“燕式釜”，是燕文化的核心器物之一。此次燕式釜的大量出土，深化了燕文化的研究内涵。此外，还有各类陶俑，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包括人、鸡、狗、猪、鸭、鹅、灶、仓、房、灯、耳杯等，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直观材料。而在后北营村出土的骨质算筹，多达26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介绍：“算筹是用来计数和计算的，北京地区很少出现，这是第一次，而且数量较大。”
终于找到汉代古城
据史料记载，通州在汉代有城，但在此前的历次考古调查中均未发现。此次800余座汉墓的发现，让考古人员坚信汉城就在附近。通过间隔只有1.2米的“地毯式”探查，终于在墓葬群的西北方向两公里处，发现了汉代城址——西汉路县故城。
经过今年7月至9月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确定了四周城墙的位置以及长度。故城遗址近似正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还在城内发现了相互叠压的明清、辽金及汉代的道路遗存，而且在南墙墙基外侧十几米处发现了护城河道遗存，河道与城墙基址走向基本平行，宽度约30至50米。
郭京宁说：“路县故城是目前所知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它在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交通、经济、军事意义。”刘庆柱解释说，这座城址应是西汉偏晚期的，但也不排除以前就有城，因为它有很厚的文化层。从体量看，路县故城在西汉县一级的城址里是比较大的，与中原地区比，也不算小。他介绍，汉代城的大小是与级别相关的，城越大，级别越高。
据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介绍，下一步，这里将有望建成汉城遗址公园。
（本报北京11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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