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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浙江来的读书人

    作者:李咏瑾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1日 15版)

        【青春荟】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身上有着四分之一浙江人的血脉。然而,浙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生在西南重庆,也是一个水脉大开大合的地方。从这里往东南望,浙江就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地方。那里钱塘横生,水脉曲折,因名为“浙”,我身上那四分之一的血脉,就来自杭州。杭州有着怎样的绝世风华?我们家里的那位“浙江人”从来没说给我听,他只是用他一贯的沉静雅致推窗纳月,闭门听雨,看着我读不懂的竖版书。

     

        这位“浙江人”,就是我外祖父。一直觉得他很不一样,譬如他身上有一种很难和周围相调和的洁净与威严。那时他和我外祖母住在一个国营老厂的家属区,一排排蜂箱似的密密匝匝的平房,房间里塞满旧家具,逼仄阴暗。但就在这么黯淡的地方,我们家的书桌和饭桌是分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国营老厂的底层烟火里,大部分人家都是一张桌子囊括了多种用途。我迄今还记得同学们的作业本常常浸着饭桌上的油渍。而在我家,却有那么一张体面的书桌。那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红漆小八仙,四面各有一个描金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收纳着毛笔与墨锭,还有一方青色的端砚。我敢说这张桌子是整个家属区里最清洁的一件家具,桌面温润发亮,叩声清朗,甚至还有某种玩古玩的人才看得明白的“包浆”。

     

        外祖父把这张宝贝的桌子放在后窗下,窗外有一株枝干遒劲的梧桐,还有一株即使春天也不怎么开花的海棠,但是四季的光影倏忽变幻,这些摇曳的枝叶常在八仙桌上留下美妙的幻影。外祖父就在这些光与影里写字看书,写“何当共剪西窗烛”,写“只恐夜深花睡去”,一边欣赏着窗外的景致。这都是那时的我还看不懂的风雅。

     

        到了我该握笔启蒙的时候,外祖父将小八仙桌擦了又擦,从桌下的小抽屉里拣出一支上好的“湖笔”。湖笔的一头系着一段小小的红绳,据说是我一岁“抓周”时的战利品,当时,外祖父心中大喜,两年之后,湖笔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俯在八仙桌上勾勒了8个中空的大字,然后把我抱到了高脚椅子上,握着我的手,颤巍巍地捏着毛笔将这8个大字填了一遍。这便是我第一次写字的经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8个字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语出《千字文》,是以前私塾里蒙童的范文,让我懵懂的微小灵魂顿时与这个宏大的人世产生了某种最初的连接。

     

        其实不止我,他也很想用毛笔启蒙我的几个表姊妹以及邻居的孩子。他想办一个不收钱的、小之又小的私塾,但这个愿望总不能如愿。彼时传统文化教育已在这块土地上割裂了几十年,耳边听着外国动画片和舶来游戏机的旋律,更别提还有蛐蛐的鸣叫和童话书,孩子们的注意力很难放在笔墨纸砚上。到头来我成了这草根私塾里硕果仅存的一个。

     

        外祖父出门时常会带我同去,在一众老友中示意我背诵“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并且教会我用盖碗喝清淡的春茶。而他总是抱怨四川的茶叶味道太浓,以辟寒去湿为主,“会喝茶的人舌薄味敏,还是龙井与碧螺春来得有味”。

     

        记得外祖父有个奇特的习惯,写过字的废纸总是不肯扔弃,连外婆偷偷拿来纳鞋底都会被他虎着眼呵斥。在某个天气清朗的午后,这些浸染着墨色的纸张会被他带到小山坡上小心焚化。他曾告诉我,字是圣人留下来的东西,承载着天地间的道理,糟践不得,还是烧了干净。多年以后,我独自一人在杭州闲游,常看到那种小小的石塔,多留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当地人说那是“惜字塔”,以前的读书人“敬惜字纸”,在此焚烧写过的文章。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后山坡上忽明忽灭的灰烬。

     

        我又仿佛看见一个文弱的少年在西湖之畔书声琅琅,及至弱冠,负笈前往北大求学,之后就是几十年的烽火烟云、辗转迁徙,最后落脚西南,沉入缝隙里,但他始终忘不掉,自己是个读书人。(作者系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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