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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半边街

    (小说)

    作者:杨帆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1日 14版)

        上世纪90年代,我随几个家乡的师兄师姐去往师大学画。那时候,南昌对我们这些长在小城的少年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码头。我们坐船而来,望着茫茫无际的鄱阳湖,心头第一次生出了对人生无从把握的混沌感。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浩叹,在这大湖上有了一种奇异的同感。我记得类似鸡皮疙瘩一样的战栗,从手臂直传到指尖。是在我17岁那年的暑天,湖面上烟波浩渺,时不时滚过一层燠热的风,立在甲板上的我默默注视着这片水域,被夕阳映照下那强大的光波所震慑。鄱阳湖那气贯时空、吐纳风云的恢宏气势,不由人不感到自身的渺小虚弱。

     

        在师大的画室里,我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或者说看到希望,才会去做一些吃力的事。这不单单指技艺上的,不过当时我唯有专注于此。我混在那班奇装异服、装酷扮靓的少年里,只管埋头画。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染发,于是男孩子把头发烫成高刘海,女孩子烫成拉丝头、卷花头、爆炸式,各种一鸣惊人。一律穿宽大棉质衣服,牛仔、格子、镂空都是时尚元素,衬衫下摆交叉打成结,露一丝肚皮,实在是女孩子最帅的打扮。流行萝卜裤,那种臀部肥大、腿部收窄的高腰裤,如果这男孩再脑后扎个小辫子,太阳穴上挂一副黑耳机,前襟上散布些水粉颜料,就没人敢怀疑他的绘画水平。女孩里也有人穿萝卜裤,或系一条百褶大花长裙,涂着橘色、酱黑色唇膏跟男生一起吼赵传、黄家驹、崔健。那是些收工后的深夜,还在被自己的梦想激奋着的灵魂,游荡在路灯幽暗的校园里,一定扰乱过部分学子的清修与睡梦。我在窗台边或许就着月光看到了他们鬼魅般的身影,在地面拖出的长长痕迹。狼嚎般的凄厉声打耳边呼啸而过。我仿佛不曾与他们成群结队,或者说同流合污,出去吃夜宵,抽烟打赌吹牛皮,记忆里没有这样的夜晚。月色披在肩头一定是冷寂的,喑哑的。我和一位姓冯的师姐脚步铿锵,将夜虫的呢喃生生打断,或是踏碎雪团下僵硬的枯枝。冯师姐在我学画前,已经考了6年。她嘱咐我不要学他们虚度年华,专心画我们的。每当看到她因长久的不平和沉默形成的两条深的法令纹,我总是肃然起敬,心头响起孟子威武不能屈的句子。

     

        在师大校园里,我穿着那条背带裙往返穿梭,预先过起了大学生活。我住进了外语系女生宿舍,早出晚归,整天同她们打不了照面。我几乎不上街,除了买颜料和画册,没有逛过万寿宫和滕王阁,没在赣江边湿过脚。我势必一年考上心仪的服装学院,化身一名独步江湖、资质上乘的天才设计师。我将为一代名伶设计服装,不动声色而名利双收。这样的自信部分来自于我的年纪,某种无知无畏以及热血奔流不息。在我看来大学生活毫不迷人,周末那些慵懒、闲适的清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生下楼约会的壮观场面,压根不能化作我卖力画画的动力。我交了一个南昌本地的画友,一个将孟庭苇的歌模仿得像原唱的美丽女生,她叫朱敏敏。我俩共同点是不务实,我爱她尾音缥缈、生产烟气的嗓音,她爱我不按常规出牌的怪癖。不同处是她虽然唱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心底的愿望只是考进师大。按照这样的思路,她本该留在师大中规中矩的培训班课堂,专业过关的路子会顺得多,但她跟上我们就走了。她算是比较冲动、不分轻重的那类女生。也是我见过的唯一将南昌话说得悦耳动听的人,听她说话就好像新的一天正在打开。她描述事物边笑边比画的样子,基本贴合我对本地人直、急、冲的第一印象。在画室里听歌,看手相,时而用牌当道具,是我们几个全部的娱乐。冯师姐最先叫我半仙,因为我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无端将她们的心搅乱。当然,搅乱她们的并不是我,而是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一个月后,我们几个臭味相投的人离开了师大,学费没有退成,投身于一个偏小众的、颇有实力的私人画室。

     

        画室位于师大对面一条叫半边街的巷子里。半边街又深又窄,又混乱,两边有很多细小偏狭的分岔。你走进去,拐好多个弯,直走到居民屋稀少、又重新变稠密的地带,就能抵达这个由师大一名大二学生开的画室。这名男生据说专业水平超过了现在教他的大多数老师,原本稳进当年的浙江美院,但他把自己的考卷换给了当时的女友。女友被他一举送进了艺术的最高殿堂,据说入校就被选为校花,他则被安排到她原本的人生轨道里。艺术和悲情从来是分不开的,他从不给我们讲画,永远丢给我们一个形单影只的背部特写。他的背部高挑萎靡,充满美感,裹着布料坚挺的猎人装和一双高帮皮靴。这背影简直就是一段生动、深刻的艺术启蒙,包含着硬与弱、光与暗的律动与碰撞。这个阴郁的年轻人并非什么也没给我们,不是他那些同行所散播的那样。在某种放任自流、不乏悲壮的氛围里,能感知到一些单纯的操练不能启示给我们的东西。那是上帝之手将他领到南昌城,在这杂乱一隅充当我们的航标,以一手漂亮的灰色调子水粉(恍若他的人生际遇)和某种宏观之气,领我们走出了这条狭长弯曲的巷子。

     

        半边意味着残缺,不是坦途和正道。但是,不完整,不圆满,不代表没有价值。比如,断臂维纳斯,未完成的某部歌剧。年轻的老师在半边街摸索到他的坐标,与远道而来的我们一起漂泊、煎熬,最终我们会到达各自的位置,踏上各自的江湖。7年后再到南昌,敏敏已在师大留校,她的爱人是同校师兄,上饶某县人,有才华而无锋芒。他到火车站接我,开着小电动一直将我载到他和敏敏的家。这个周六中午,我尝到他的手艺,萝卜排骨汤,炒土豆,红烧鱼,如他人一样温厚平实。他在郊区某民办学校任教,又在外带一个美术班,显然是提前出门,绕道接我的。我们无意打量对方,都不是一见惊艳的长相,而且南昌灰扑扑的街道需要专心应对。不知过了多少个路口,我被载到一栋6层楼房下。温馨紧凑的一居室,略显杂乱,分布着敏敏不善家务、努力持家的痕迹。两人排除万难走到一起,却像是未尝过生活艰辛,他仍是她那个无所不能的师兄。她还是那个爱笑的女生,还哼孟庭苇,连她爱头晕的毛病都没有消失。她说话时语速略缓了些,手势雍容,将一枚紫色簪子插进我发髻,彼此凝神端详,仿佛我俩身上不曾流失什么,时光,梦幻,露珠般的情谊。也没有增加什么,一切刚刚好。因为我和她的师兄名字里有个谐音字,她每次提起我,他都误以为她在深情地叫他。在他们的热恋时期,我难免充当了若干次灯泡。我想,他该恨不得下一秒变后羿,将一个个发亮的我从半空射下来。我那时仿佛也是失意的,虽然在筹备婚事,但听说敏敏芳心有属还是觉得有点突然。我不断打听那位师兄的名字,不断忘记它,时不时提醒她是不是因为他叫这个字,她才跟了他。当然不是。在他们还没捅破窗户纸时,我的耳朵就被他名字磨出了老茧,她给我写的信里密密麻麻全是那个该死的字。还没见面,我们就相互厌倦了。完全是为了叫她放心,我们才保持了表面的礼数周全。午后,她陪我去半边街走一遭,他去上课。彼此暗中松了一口气,我担心过他提出陪我们。他倒没有多余的殷勤,没什么话说,洗完碗撇上小电动走了。我趴在六楼窗台,看他汇入车流之中,想起了当年那些深夜徘徊在校园里号叫着黄家驹的少年们,在摇动着树影的小道上投下模糊萧瑟的影子。物是人非,老师不知所终,大多同学音讯全无。据说那年冯师姐落榜后,又坚持考了两年,后回老家嫁人生子。那个喜欢拔腿毛、成天唱“天空为何那么蓝”、暗恋老师的女生如今做了官太太。常年戴一顶毡帽、偶尔露出一只深不可测眼睛的男生加入了炒房团,据说发达得令人发指。有人说老师考上了中央美院,去了北京。也有人说他在浙美制造了命案。在那个班里一年考上的人里,我和敏敏虽说当初各有方向,人生却大同小异,她实现初衷留在了师大,我因数学分拉后腿,尽管专业名列地区第一、全省前20名,拿到北服、景陶等多个录取通知单,不免美梦成空。我选择了一个不计较我的数学不及格、寂寂无闻的学校,开始了每个周末早晨慵懒梳洗、奔赴约会的光辉岁月。好在我俩没有走散,还能对视一笑,相拥而泣。当然没理由哭泣,最动情不过她买一根发簪送我,最做作的无非路过一个湖,我指着湖心两只天鹅(或是鸭?)喊了起来,多像我俩啊,这组合!

     

        在我给敏敏算的命里,她是一位前世的公主,降临此地只为等候那个带她离开的王子。师兄显然不是一个王子的样子,半张脸上胡茬密密匝匝,尽管理过了,还是青蒙蒙糊渣渣一片。像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急于整理出清晰的思路。他眉目算得端正,但不俊朗,而是沉郁、寡淡。回到我的城市后,我才想起他面部轮廓酷似冯德伦。但没有冯的孩子气,倒有一种暮气。他为敏敏留在南昌,奋力打拼,显然他要应对的除开她整个家族,还有南昌城森严秩序下的无尽鞭策和制约。

     

        时间又过去两年。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敏敏过世了。我们的第一次联系,竟是这噩梦般的消息!在那个如遭雷击的傍晚,我听着一个男人的哭泣,呆若木鸡。敏敏的家族遗传病史是他早就知晓的,她时常头晕,头疼,发作起来无药可医。这种潜伏在脑里的奇怪疾病,在医学上甚至找不到名称。她有个二姐的症状是歇斯底里,不定期将家里摔得一团糟。她素来温顺、忍耐,不伤及外界,但她比姐姐更早离开人世。容貌美丽,声音清甜,单纯、热忱、迷人,在她活着时,人们根本找不出她的缺点。他们有了儿子,事业刚有起色。他想过挣一大笔钱,带她去上海医治。

     

        此后多年,我从未在南昌停留过。因为九江没有飞机停机场,我习惯了坐火车。偶尔匆匆路过,我不愿记住它的街道,它的人群,它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些带给我一种背叛了敏敏的痛楚。这期间,师兄跟我还时有联系,话不多,像是定期向我汇报自己的动向。自从那个崩溃之夜后,他恢复了从前的寡淡。有时我想他把我当作了一个远房亲戚。他离开了南昌,这个伤心之地;他去了景德镇制陶;去京城进修;他再婚了;他拜师了,现在主攻牡丹,市场不错;他搬了新工作室……总之,他过得很好很卖力,新路子新天地,欣欣向荣,气象万千。他并不知道,我希望他不要打电话给我,他的每一次来电,每一次的新,都带给我那页旧皇历一次短暂的侵害。

     

        我一直没有换电话号码。前年,经过权衡思量,我调到了南昌市文学艺术院工作。10年来,同南昌有过多次擦肩,当年曾有机会调到省作协,种种原因搁浅,我都不曾有过遗憾。我对南昌有着一种内在的逃避,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奋斗过的地方,失去良友的地方,还在于这座城的硬度,广度,维度,让我没有作好以卵击石的准备。对一个曾被击败、并不断节节后退的人来说,迁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情不自禁,一是迫不得已。这个时期,我没有再接到来自景德镇的电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算定居景德镇,如同当年驻扎在南昌。他偶尔在网上,先是微博后来是微信,发表一句短短的留言。我在网络发布一些明明暗暗的牢骚,怀旧,自恋或反省,算是艰难写作之余的一种调剂。他不清楚我的现状,但他像一个曾经的熟人那样遥望着我这边的生活。他还不忘向我点明他的处境,像是要在我面前证明什么。但不及从前急促、迫切。他像窑里烧制好的陶器一样慢慢冷却,不复忽冷忽热,造成自身干脆易裂。假设那些年里,他认为敏敏的魂灵会向我更靠近,而不是他,他是抱着痛苦跟我讲述那些的吧。一个语焉不详,一个心不在焉,彼此心里都存着好的念想和一点点怨恨的。

     

        正式报到后的某个冬日,我在八一桥下了车,来到赣江边。江水汤汤,寒风凛凛,我很快被吹红了鼻头。这么多年,我没有拜祭过敏敏。我不记得她当年的家在哪里,因为没有方向感,也不知她的墓地在哪个方向,只有朝着江面双手合十,默默祷告。江面上没有一只飞鸟,浑浊的江水奔流万里,从无疲态。初到南昌的那一年,也是面对湖水,怅然若失,那是面对未知的茫然。我小时幻想自己成为一代名伶,哪里料到会去爬格子。和敏敏也曾戏言仗剑走天涯,终不能共一片江湖。那个同我有一字之谐的人,和我爱过同一个女子,经过同一个城市,此生不复照面。仿佛没有告知过他,我到了南昌。南昌没有敏敏,没有他,已是陌生之城。我登上滕王阁,极目赣江,但见江水茫茫,天地悠悠。经历了父亲去世,及诸多人事的消逝,渺茫感自会一日日深重,仿佛掌握的疆域越具体,心头的空茫越无边。或许,当我抛开了手中缆绳,随风自在,希望之光会在天际浮现吧。

     

        杨帆 生于20世纪70年代。鲁迅文学院13届青年作家高研班、28届深造班学员。著有中篇小说集《瞿紫的阳台》、中短篇小说集《黄金屋》《天鹅》。

     

        本版插图:郭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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