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往往以外表光鲜、正直伟岸的特点吸引现代读者,这也难免使公众的消费沦为媚俗的对象。《英国恐怖故事》一反传统创作中正面的主人公形象,使现代读者在品味精彩情节的同时,还能读到经典作品中人性的真实,而且这一类小说往往通俗地表现了违背伦理道德将会导致的后果,对于维护伦理正义具有一定的作用。
传统的“低俗怪谈”:他者的文化
《英国恐怖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最初用来指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出版的讲述悬疑、侦探、灵异或是玄幻事件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路易斯·詹姆斯在《工人们的小说》中称“这种惊险小说印在廉价的木浆纸上,主要面向工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发行”,因每本造价在一便士以内而得名。由于海外扩张带来宗主国社会资本的增长,大众教育普及率也有所提高,英国民众对文学欣赏、特别是小说阅读显露出浓厚的兴趣。然而,造价昂贵的主流作品很可能超出了大众阅读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在这种形势下,“低俗怪谈”这类作品既符合大众对阅读成本的要求,又能够满足他们对“谋杀”和“超自然”事件的好奇心,因而迅速成为更接地气的流行作品。
“低俗怪谈”的主题来源广泛,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对经典“哥特式”小说的模仿。广受赞誉的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奥特兰托的古堡》以哥特式建筑和神秘的谋杀而闻名。19世纪不乏类似的仿作:如《一串珍珠:传奇剧》中谋杀顾客的疯狂理发师斯威尼·托德,《伦敦谜案》中的连环杀手理查德·马卡姆等,都属于这类模仿经典作品中的人物。
除此之外,这类惊险小说也热衷剽窃同时代的流行作品。厄内斯特·特纳在《男儿本色》(Boys Will be Boys)中记录了这些剽窃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奥立弗·退斯》(Oliver Twiss)、《尼可拉斯·尼克贝利》(NickelasNicklebery)这样的书名。如果仔细观察,读者就会看到当时的主流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影子,他从1837年到1844年间陆续以月刊连载形式出版的《奥立弗·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贝》等流行小说。学者张剑教授在《他者》一文中指出:“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同者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对他者行使霸权,对其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从作品创作来讲,这种“低俗”的定义极有可能触犯了主流群体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诸如狄更斯等文坛巨匠必然利用话语暴力压制这些经济实惠的作品,因此“低俗”有很大的戏谑嫌疑,这类作品本身就是“他者”的文化。
《英国恐怖故事》:现代的“低俗怪谈”
美国当代著名的戏剧家约翰·洛根(John Logan)是现代“英国恐怖故事”的代表人物。他曾因创作《角斗士》《星际迷航记:复仇女神》《理发师陶德》等电影剧本获得巨大成功。2014—2016年,洛根又创作了《英国恐怖故事》(Penny Dreadful),并于2014年5月11日经美国娱乐时间电视网这个渠道走向荧屏。历经近二百年后,这类惯常被戏谑为低俗之作的作品在当代的文学和影视市场带来巨大轰动:本剧在2014年以“最佳新剧”摘取了由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影评机构颁发的“评论家选择奖”,随后在2015年以“最佳电视剧”赢得了“卫星奖”,继而在2016年入围第73届金球奖。
这部《英国恐怖故事》发生在科学和迷信角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探险家马尔科姆·穆雷爵士在女主人公温妮莎·艾芙斯的协助下四处寻找他的女儿米娜;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体验到造物主的乐趣时,也被过去的阴影束缚;因匪夷所思的经历,印第安阿帕切族后裔伊森·钱德勒盘桓伦敦,却与艾芙斯一样被吸血鬼缠绕。这部作品中看似孤立的人物和情节实则遵循着紧密的叙述线索:洛根并没有简单地堆砌和罗列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而是大胆且巧妙地对人物形象和文学典故做出合理的拼贴和改写。与19世纪的刻意模仿和粗劣改写不同,洛根的创作既脱离了“廉价”的范畴,也不受制于“低俗”的浸染,为读者呈现出巨大的阅读快感。
经典形象中的“他者”
《英国恐怖故事》是唤醒社会对“他者”关注的宣言书。诸多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都穿越时空的界限,交织在洛根编织的时空之网中。这些人物包括弗兰肯斯坦的“怪兽”、性格分裂的“哲基尔医生”以及标榜唯美主义的“道林·格雷”等。
英格兰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了书信体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是文学、雕塑等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很容易让人想到“科学”与“创造”的关系,这也是玛丽·雪莱意在讲述的故事。充满探索精神的沃尔顿船长在北极营救了痴迷于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在了解他的经历后,沃尔顿渐渐顿悟到野心的危害,并改变了对科考探险的态度。那么,是什么说服沃尔顿放弃探险呢?在科学的帮助下,弗兰肯斯坦成功地将拼凑的尸体组装成生物体。虽然具有情感和判断力,但是怪物外表异常狰狞,因此多次遭人类排挤。为了争取爱情,怪物命令弗兰肯斯坦为他创造出女性伴侣,并允诺会双双远走高飞。弗兰肯斯坦担心人造女性同样会痛恨创造者,因此未能履行允诺。为了复仇,这名怪物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妻子,伤心欲绝的弗兰肯斯坦一路追杀到北极,直到被沃尔顿船长营救。
《弗兰肯斯坦》看似是讲述科幻故事,然而更是对科学伦理与道德正义问题的思考。小说中弗兰肯斯坦违背自然规律,强行赋予肉体灵魂,完成只有生物规律才可实现的事情。科学的发展与人性的道德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一味地以自我欲望为目的去操控科学必然违背道德准则。在《英国恐怖故事》中,洛根笔下的科学怪人通过抹除记忆和颅内手术,创造出游离于丧失身份与寻找记忆之间的灵魂。与原著相比,洛根描写的不是外表丑陋、复仇心切的反面典型,而是对家庭充满关爱、对友谊充满期待的“他者”,既无法保存属于自己的记忆,又无法真正融入充满偏见的社会。这位“他者”的经历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同出一辙,这也就解释了剧中洛根频繁引用克莱尔诗歌的原因。
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886年出版了《化身博士》。与《弗兰肯斯坦》相同,《化身博士》也在反思“他者”以及伦理正义问题。在经过无数次实验后,野心勃勃的哲基尔医生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可以诱发性格中罪恶面的神奇药物。为了验证效果,哲基尔医生亲自测试药物,却因实验失败成为具有严重分裂症状的患者,昼夜中在可敬的医生哲基尔和无恶不作的爱德华·海德之间转换身份。哲基尔医生最初享受变成不受道德约束的海德先生。然而,当变身不受药物控制时,哲基尔则再也无法压制住丑恶的一面,最终导致自杀身亡的惨剧。
史蒂文森在小说中刻画了狂热追求科研成果、最终导致性格分裂的“他者”故事。如果说《弗兰肯斯坦》对浪漫主义时期的外科手术抱有担忧,那么《化身博士》则对维多利亚时期精神病治疗的测试对象表示担忧。精神疾病未必是一种病理性的疾病,而是被强加于“他者”身上的枷锁。在《疯癫的文明》中米歇尔·福科指出,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医疗机构将精神病患者管制起来用于医学康复,这种康复手段无疑包括各种药物治疗。洛根在《英国恐怖故事》中就反复大篇幅描写精神病院治疗主人公温妮莎·艾芙斯的场景。有趣的是,本部剧中哲基尔医生与弗兰肯斯坦是研究“造人”技术的同学和搭档。同是野心勃勃的科学家,他们在违背伦理准则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违反正义伦理的行径必然是穷途末路。
道林·格雷是19世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主人公。帅气的道林·格雷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后,不禁为自己的美貌倾倒。在亨利勋爵的蛊惑下,格雷祈祷以自己灵魂为代价,将自己的罪恶都留给画像承担,以此永葆青春。在逼死女友等丑恶行径之后,格雷依旧英俊如初,而画像却日渐丑陋不堪。达成愿望的格雷并没有克制自己,反而变本加厉。二十年后女友弟弟前来复仇,不久告别人世,他的死亡唤醒了格雷的良知。他举刀刺向日渐丑陋的画像,却发现自己离奇死亡,留下的是现实中肮脏的格雷和俊美的画像。
《画像》中格雷是沉溺于享乐主义氛围中的“他者”,主张只有“美”和“感官的满足”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整部作品意义十分明显,单纯为了艺术而体验艺术的行为无法孕育真正的幸福。《英国恐怖故事》中格雷以纵情娱乐的吸血鬼形象出现,通过吸噬他人的血液获得青春。没有道德约束的艺术存在巨大风险,格雷丧失了道德的约束,艺术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从浪漫主义时期的人造野兽,到维多利亚时期性格分裂的医生,继而到20世纪嗜血成性的唯美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社会的异端分子和不入主流的“他者”。然而,当想到现代社会那些失去身份的难民、不计后果去追逐声望的医生和逃避社会责任的艺术家时,我们不得不感慨这部作品的伦理指涉力。在伦理准则的干涉下,难民终寻得归属,科学家遭受良心的谴责,艺术家囚禁在精神的荒原。“一便士”看似是推动大众接触文学的便捷途径,实则是鼓励读者接受并挽救“他者”的伦理课堂。能够在有限的电影剧本中合理使用经典的惊悚类文学作品来传达现实意义,这是约翰·洛根在文学、科学以及电影之间搭建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