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人眼中的宋代历史

    20世纪初以来，欧美学界对中国宋代历史有较多研究，但是迄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全面反映欧美学者研究宋代历史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来。剑桥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目前大多数断代史都已有中译本，而剑桥五代两宋史英文版2009年只出了上册，下册尚未出版，即使已出的上册英文版对最近20多年世界范围内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也有限。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此时翻译出版，可以说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一部较为全面反映西方学界对宋代历史认识的著作（不包括专题研究著作）。

    读《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人从20世纪初以来就喜欢用西方的学术规范、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甚至叙述话语来研究、描述宋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这部出自西方学人的书却力图回到传统中国的认知上，亦即探究宋代历史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统领、影响下践行和发展的。这又使我想到近20年来国内宋史学界常常引用前贤的议论借以说明宋代文化对宋以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塑造，如明朝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又如近代思想家严复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但是迄今为止对此除了讲理学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有汗牛充栋的论著外，很少能在诸多历史环节上给予科学实证的回应和深入讨论。而迪特·库恩先生则从西方人的视角在宋朝历史中发现浓浓的“中国味”，以及这种浓浓“中国味”在后世的延续：“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政府政策也深受这种古代哲学的伦理和教化观念的影响。由宋朝那些有创造力的统治者、士大夫和艺术家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并强化了汉人子孙头脑中的中国意识，这种意识在宋代之后持续了若干世纪。”作者不仅在序中是这样说的，而且在正文12章中的8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思想展开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第7章人生礼仪中对婚礼和丧礼的论述，在作者看来礼仪表现的具体形式是礼和俗，它们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决定的影响，直至今日。同时作者认为“所谓‘儒家社会’，在这里并不意指任何抽象的、理论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与儒家自古以来所一向倡导的理想社会结构相混淆。因此‘儒家社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最后作者总结说，与佛道思想相比，“对宋朝的道德观念起支配作用的还是儒家学说，这个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是构筑教育、科举和公共及私人生活的基石。它是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宋代国家意识形态。在促使社会转型、使宋代明显区别于先前的朝代的过程中，儒家的治国之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个人认为这是抓住了宋代历史最重要的特征。

    美国学界新的“唐宋变革观”是贯穿本书的另一条主线。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后经他的学生发扬并总结成“唐宋变革论”。欧美学界长期受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学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进行修正，“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包弼德语）。本书秉承了美国学界新的“唐宋变革观”，“宋的转型”从唐代后期宪宗朝开始至五代贵族政治走向没落——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不得不放弃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曾经占有的统治地位，而让位给士大夫官僚阶层及其家族，贵族家族式的统治彻底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不过不同于日本学界的看法，贵族政治的没落至宋代不是走向君主独裁政治，而是由贵族政治向士大夫官僚阶层与统治者同治天下的方式转型：“从前的朝代的统治依靠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学者和军人。只有在宋代，思考和写作、政府和行政行为都降格为一种共有的特性，这是包弼德（Peter K. Bol）在把儒家术语‘斯文’翻译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时总结出来的。在宋代，认同自己为汉人后代的人们当中，一种新的自尊和自觉形成了。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这个传统典范的形成表明真正的儒家统治时代的到来，换言之，也就诠释了本书所言“宋的转型”的确切指向。

    顺着这个思路，本书的叙述从作为宋朝前期三位“模范的统治者”（太祖、太宗、真宗）对文治的倡导，到士大夫们努力用儒家思想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从教育和科举培育一批批不同于唐代贵族官僚和同时代其他国家的精英明显不一样的士大夫“精英”，到汲取佛道精华催生新儒学思想（道学）的诞生；从士大夫精英通过诗词、绘画展现其内心修养和世俗生活，到格物致知对外部宇宙的探求和认知。作者就是这样一步步演绎着“宋的转型”。而在追随演绎步伐的同时又使读者悄悄感受以士大夫们的政治理念、生活情趣、审美观念等影响着宋代社会生活习俗发生的诸多相应变化，譬如这段叙述：“在唐代，金银所制的盘、碟、杯、碗、箱、壶、香炉、凤簪、香囊和珠宝，以及镀金的银器，制作极其精美。而在宋朝，上述金银制品不多见，一个原因是黄金制品是皇帝和皇室专享用品，只有皇帝赏赐时，官员们才能享用金杯金碗。但金银制品少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教养的儒家精英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等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陶瓷应用了新的制作工艺，质量好，种类多，一般人买得起。这些瓷器代表了追求纯净、造型和材料的新品味。”以往看过不少欧美学人讨论“唐宋变革”的专题论著，但是像这部将“宋的转型”观点贯穿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过程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宋代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正如作者所言“虽然和许多朝代一样，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但是宋朝从一开始就要和这些非汉族政权一起分享唐朝的疆土。”因而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始终将宋朝历史、宋的转型置于10至13世纪整体中国历史发展中进行叙述。我个人认为作者汲取、综合“征服王朝论”和非汉族政权积极汉化论的观点，从5个方面较好地叙述了辽、西夏、金、蒙古政权自身特征以及与宋兴衰的关系：1.这些民族政权，一方面具有军事侵略性，另一方面钦慕汉文化；2.一方面努力汉化，包括学习模仿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先进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有教育、科举、服饰、文学、艺术、墓葬等。另一方面创造出属于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如文字、民俗，并强调汉化中的民族特色及变异。3.尽管从9世纪早期的韩愈一直到后来的儒学家们所留下的文献中，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少排外的倾向，但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上进行论证的。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宋与其他民族政权基本能够和平共处，并按现实政治原则与北方强邻订立和约。5.宋朝弱势地位及灭亡的原因。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代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宋帝国在面对进攻时表现得比较软弱，儒家学说在原则上对战争是谴责的，和平之路被视为王道，战争被认为是霸道。”“宋朝的苟延残喘以致最后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它对内政比对军事的重视可说是其国家衰弱、士气消沉、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大部分时间国内学界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较低，甚至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而欧美学界对宋代历史的评价，特别是对宋代经济文化发展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本书通过第9～11章的论述，较为全面反映了欧美学界对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尤其突出了宋代的多功能的大都市发展、纸币的创制和使用、手工业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当时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下面两段话可以说代表了欧美学界对宋代社会发展水平及地位的评价：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娱乐的新形式也在舞台上出现了。绘画艺术里也产生了精致的新手法。哲学家们在整个认识领域，对包括理性等概念方面扩展了他们的知性认识，并拓宽了对意识和人类成就进行的系统化分类。在法律领域，儒家训言的传播和应用使得死刑大大减少。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宋代都优于中国早期的模范朝代——唐朝。”

    “宋代中国在商品化与消费，在财政金融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其强大的信用市场和纸币制度的创立，在交通（马车、客船和配备有尾舵和水密舱的驳船）的发达程度，在陶瓷生产、铜铁矿的开采、纸张的生产、高品质的印刷和出版，以及在机械标准化和技术术语（这是进行高效及有利可图的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先决条件）等方面都走在了中世纪欧洲的前面。……通过中亚一直连接到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路线和传播交流网络（在19世纪时被称为‘丝绸之路’）使中国的技术传播到了欧洲，而欧洲则在数个世纪后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期间，对东方的思想进行了仿制、吸收和改进。”

    作者在高度评价宋代历史的同时并没有回避宋代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点对于现今国内盲目追捧宋朝福祉的现象有所警示：“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社会的最底层是贫穷的、毫无权势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而社会的最上层的人们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大量接近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自耕农承担了税赋和劳役。他们确保了经济的繁荣，也保障了其上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安宁，并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本书篇幅不大，却包含了相当大的信息量，几乎涉及宋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作者擅长用宋代碑文、墓志铭、壁画和其他文字记载以及实物材料等来证实宋代改变了的社会环境。但是，西方中国历史研究者多长于研究文化、思想、艺术乃至经济生活，而弱于梳理职官制度、赋役制度等的特点，在本书也有明显的表现。并且本书对材料的解读和史实的描述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单就域外学者努力解析中国文化密码，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而言，《儒家的统治时代：宋的转型》仍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