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吴林伯先生一生追求，唯有学问二字。教导门人弟子说，“为山不亏一篑，穷理止诸自足”，宜“以高度韧性自励”，“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工作再忙，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成绩再好，坚定不移”。吴先生这样教导我们众弟子，而他更是身体力行。吴先生治学，精益求精，坚韧不拔。《文心雕龙义疏》是吴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撰写到成书前后40余年，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謏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中说：“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匪解，俾学有辑熙于光明。”《文心雕龙义疏》撰写的甘苦，正是吴先生一向坚持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良心。

    吴先生恪守马一浮先生治学的一贯，强调从经学入手，而守专门之学。吴先生在《论语发微·自序》中说：“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指归。”吴先生自云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吴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切实做到了不剿说、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吴先生曾著文回忆马一浮先生的教诲，提及马一浮先生谈论专门之学的重要，说：“学问之道，贵以专耳。惟专然后能集中精力，钻研一点，深造自得；泛览无归，劳而少功。乃如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之徒，皆专攻辞赋；孔安国、服虔、包咸、郑玄、马融之属，皆专攻经术。以其专心致志，切磋琢磨，众隐尽变，故斐然成章，蜚声翰林，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吴先生受马一浮先生启发，而选定《文心雕龙》为自己终身专攻，《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又说：“西京经生，特重于专，其治《毛诗》，则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专之至也。陋儒记诵漫漶，博而不专，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所不能也。”自吴先生选定《文心雕龙》作为研究对象，从此，紧紧围绕着《文心雕龙》这个题目，遍考先秦汉魏六朝载籍，无所不读，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绩。

    吴先生崇尚《汉书·儒林传》所谓“朴学”传统，而谓“朴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吴先生特别强调《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吴先生尝撰有《简论两汉之学风》一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未曾刊布，曾以书稿示我，命我诵习，我曾手抄一遍。吴先生以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云胡为实？曰上山采铜，下井取矿，作文必读文，著书必读书，自感性到理性，由个体至总体，过此以往，语不虚设，春发其华，秋登其实，充盈而有光辉。且书不范围于文字，自然、社会，亦皆书也。读之未遍，妄下雌黄，纰缪差失，见笑大方之家”。吴先生又说，“不读书而能研究著述者，盖有之矣，余未之闻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回忆马一浮先生教学生读书法，“则开具群籍，兼经、史、子、集，并以六合之内，亦是一部大书，不可不读。不独破万卷，下笔难以入神”。

    吴先生信守《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马一浮之《泰和宜山会语》有《君子小人之辨》，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成为君子，而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区别，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类以言之，只是仁与不仁，公与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区别，未有如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记载，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吴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说：“读书之道无他，求其反身修德，惩忿窒欲，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履而行之，荀卿所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读书必改变气质，非徒记其文句以为谈资耳”。吴先生执君子之业，守君子之道，以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善修容仪，不内顾，不亲指，不厉言厉色，泰然庄严。博览古今，淡漠名利，不趋炎不附势，不与世俗名利之徒往来。见诸弟子，庄严持重，偶有莞尔一笑。众弟子称呼吴先生必曰“先生”，不可称“老师”。吴先生与弟子告别，弟子鞠躬，吴先生也必定以鞠躬还礼，俯仰优雅从容。

    吴先生在生活上极其节俭，但是，对学问却永远不满足。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1984年《光明日报》曾有专版介绍吴先生的研究成果。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说他完成《文心雕龙义疏》以后，“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俛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吴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龙义疏·自序》说：“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类似的例子，先生还举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吴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

    吴先生一生手不释卷，每读书，必于书中留白处留下批注，为了便于批注，先生所购书，多为线装书，多次诵读，每有新见，则加新批注，有修改，则换一种墨水。翻开吴先生的藏书，五颜六色的批注扑面而来，而宣纸的不渗透的优点就显示出来了。到了晚年，吴先生才开始整理批注，誊抄在稿纸之上。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传统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使吴先生的读书习惯受到极大威胁。“文革”期间，据说有领导拿着吴先生的手稿讥笑，“文革”后，吴先生任教于武汉大学，因不喜与俗人周旋，被嘲笑为“冬烘先生”，也有人认为吴先生的学术方法过时了，但吴先生坚定不移，泰然如常。

    吴先生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膜，但时事改易，人心叵测，吴先生一生坎坷，却仍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吴先生生前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吴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对先生和弟子的情怀，秉持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概。吴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吴先生的治学方法的价值和学术成就的影响，吴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许可以欣慰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