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经典重温】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于1798年，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受争议的一部著作。凯恩斯在评价时说，《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他已找到人类苦难的线索。而马尔萨斯则被凯恩斯视为古典学派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正是《人口理论》奠定了马尔萨斯的持久成功。1804年，马尔萨斯成为了英国甚至世界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的观点不但影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还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在1800年《人口原理》出版一年时间后，英国《济贫法》取消。

    《人口原理》之所以能成为一部伟大著作，有两点是公认的。其一，《人口原理》出版后引发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人口学由此发展为一门独立科学。其二，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的主要论题是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将人口幽灵残酷地压在食物供给上”，这一设定令人类发展前景黯淡，由此产生了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的质疑。

    马尔萨斯自幼在家接受教育，大学和硕士在剑桥大学修完。其一生从事的职业有两个，牧师和教师。23岁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到萨里郡的奥尔伯里当了牧师。1805年，38岁的马尔萨斯执教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和经济学教授，直至1834年去世。

    《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版了六版。除第一版和第二版差异较大外，其他几个版本变化不大。第一版是匿名发表的，第二版有了作者署名且书名做了较大改动，篇幅亦有增加。第一版中马尔萨斯提出抑制人口增长只有通过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实现，第二版则认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的出生率来抑制人口增长。相对第一版，第二版给出的方法“既不属于恶习，又不属于苦难”，结论表达略微缓和。但第一版行笔自然、通俗易懂、结构明了，更为流行。

    《人口原理》诞生于特定时代背景，是在研究人口原理的过程中，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思潮，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尔萨斯自己在开篇就讲到“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将是决定性的”。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激发了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大批失业的工人不断积聚，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由于工业革命后的生活水平提高，英国人口增长加快，1790年英国开始进口粮食。与此同时，英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如何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那个时期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思想界的辩论，现制度拥护者与社会改革派之间互不相让。事实上，大革命后的欧洲沉浸在这样的思索中：“人类此后究竟是开始大踏步前进，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和不幸之间徘徊。”显然，马尔萨斯倾向于灰暗的循环论。他预见到，即使在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下，在社会完善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压力。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增加。他把人口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由此引申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斯认为，如果缺乏人口控制，人类将以几何级数增加（1、2、4、8、16……），食物以算术级数增加（1，2，3，4，5……）。人口必然总是被压低至生活资料的水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并不是由他最早提出的，在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中都能找到蛛丝马迹，但马尔萨斯的阐述将人口问题凸显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经济思想。

    今天来看，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马尔萨斯不认可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解决人口问题，这使得他的理论在现代来看是过时和无效的。还有，马尔萨斯把不同社会形态下发生的贫穷和不幸都归因于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增加，这也是错误的思考。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但不能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更为错误的是“马尔萨斯的办法”。他明确反对给予穷人基本保障的《济贫法》，他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在马尔萨斯看来，正是《济贫法》产生了“它所养活的穷人”，因此，消除贫困就需要消灭穷人，让穷人无法生育甚至无法生存。很明显，这种逻辑是根本错误的，颠覆了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违背了起码的道德伦理观念。

    尽管马尔萨斯的学术思想带有悲观色彩，但却给世人启迪。用他的话说，他绘出的黯淡色彩，完全是因为现实中就有这种色彩，而不是因为他的眼光有偏见。马尔萨斯的这份情怀，是经济学界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中国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而且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传入中国，便极大震撼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梁启超、严复纷纷撰文鼓吹晚婚、控制生育，认为人口过多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这种观念自此一直影响着奋力赶超西方的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与轰轰烈烈的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相伴的，正是人口迅速增长。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并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这场以马寅初受到批判为结局的论战深刻影响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并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

    现在中国经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以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传统发展格局已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的风险犹存。如何应对人口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一决策将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了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