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青年外流的是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评析】

    日前，一则《东北高校毕业生：我为什么不愿留在东北工作》的报道隐藏在众多新闻中，不那么引人注意，却碰触到了东北发展的一个老伤疤。

    报道称，记者查阅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其中相关数据均显示，东北三省高校毕业生呈现外流趋势，并且近几年有逐渐加大的趋势。问及离开东北的理由，受访毕业生的口中有对“更好的薪资”“更快速的成长”“更开放的城市”的向往，也有对“东北经济不景气”“前沿信息滞后”“文化环境多年未变”的失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当地已无法满足自身财富积累与精神成长上的双重需求。

    东北三省的人口外流已经不是新闻。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三省净流出人口总和近200万人，并且生育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趋势甚至开始引起相关国家部委的专门调研。当然，在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里，泛泛地看人口流动并不能直接得出一些警示性的结论。重要的是要看，是谁离开了东北，离开者是否呈现出显著的阶层和教育特征。

    同样是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对比信息可能更有针对性：2010年，作为人口流入地的浙江省，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6.1%，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分别比“五普”时提高了3.3%和2.7%。而同样这10年间，黑龙江净流出人口增加了2.6倍，其中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是很活跃的群体。本次报道中三个省份2015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则从更细腻的角度勾勒出了高学历人群流出的动态。

    “青年+精英”人口的逃离，对任何地区、国家的伤害都是伤筋动骨的，等于减少甚至停止供给了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支持、智力支持和优质消费者。一般看来，这是东北经济下行、产业结构单一、就业需求降低带来的，但深层上讲，让知识群体外流的还是与经济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心理。

    不论是这几年媒体采访所呈现的信息，还是身边东北年轻人所传递的观感，都指向了东北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些症结：一是人情关系过重，由此衍生出了一套潜规则体系；二是政府权威过大且未达成“服务型”的转型。对于单个人而言，这种情况压制了个体成长的空间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对于社会而言，上述情况则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契约精神形成了冲突，和知识群体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形成了违和。

    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单纯的经济提速或降速从没有直接引发社会潮流的能力。相比起经济指数的涨落，精英人群择地发展的深层标准往往是如下几个：这个地方是否有公平的竞争规则和多样性的机会？其社会治理是否是高效且贴合人的权利诉求的？这些问题具有“元问题”意义，至于我们常常提到的留住人才的一些办法，比如优厚待遇、家属安置、教育医疗保障，不过是它们的细枝末节。

    前两年曾有一个讨论火热的话题：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剥离感情色彩说，并不是年轻人在逃离“北上广”，是“北上广”因为淘汰人群而造成了一种挤出效应。相比起来，包括东北在内的欠发达地区所遭遇的主动“逃离”其实更应该引发深思，它与“北上广”的挤出效应互相构成了一种文化镜像，共同提醒社会治理者，应再三掂量上述那些“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