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西人士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历程

    【史海钩沉】

    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而作为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另一主力，来华传教士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特点和规律。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变化，反映了晚清救国方略探索错综复杂、曲折变迁的多元面相。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方式。在译序或文前，常以较大的篇幅和尖锐犀利的语言指陈中国社会存在的重重危机和症结所在。如1902年1月《万国公报》中的《成材补学荛议》开篇明义指出：“惟自旧畦以望新畛，中隔万丈深渊，即有贲获之雄，万难一跃而过。今欲弥其缺憾，仍不外补以学术……为诸公详哉言之。”在具体行文时，他们往往采用古今、中西，以及各国家各民族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比，强调双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以达到警醒中国民众、促使他们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学的目的。如时人即称，“盖尝旷观古今之时变，横览万国之兴衰。而叹日本之崇尚西法。其变化之纯全，功效之迅速，实为天下古今之所不能及也”（《万国公报》，1896年第88册）。

    由于晚清知识群体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传教士们便不遗余力在译介西学时采用变通、间接的方式输入宗教内容。如在介绍化学知识时，借机引入世界不可知论和上帝设计论；又如引入“凡人生于世，莫不禀受于天，既禀受于天，则知上帝之恩不浅”（《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九辨教邪正），将“天”与“上帝”，“皇”与“上帝”并列互指，都是偷换概念，有意为之。译介中，传教士通过逻辑推理、理论论证、正反案例对比等方法对西学（包括宗教）内容加以主动宣传和调整，而这种调整正是针对华人的接受心态而作出的被动应对。它表现在使西学兼有中学的特征，以降低其陌生性、对立性；或重释中学，特别是古代经典，使其与译介的西学同质。如以“格致”对译“科学”，给传统的“格致”赋予了近代意义。

    受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排斥夹杂在西学中的宗教内容，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在西学译介中加入中学因素，或以西学中源、中西同源来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严复率先辨析中学中的优劣成分，他认为传统道德“其短日彰，不可为讳”，但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祈而不可灭者”，尤其是“仁义、忠信、公平、廉耻”是“万世不变之道，有国有民，所莫能外”，否则“其群立散，种亦浸灭”。

    在不断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中，中国知识群体与传教士对待西学的心态逐渐趋于一致，而对于中学的留存和西方宗教的输入则持相反态度。中国知识群体对于保留文化传统和固有习俗等的态度是传教士们难以根本改变的，正如哈里斯（Harris）评论的：“广学会的策略可被称为稀释了的西化，这是因为虽然采用了广泛的宣传，但是对个体接收者则收效甚微。”（《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1900至1911年间，华人的西学译介数量在增幅上超过了传教士，商务印书馆也超过广学会成为西学译介的主要机构。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统计，这一时期国人通过日、英、法等文共译书近1600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1907年，传教士汲约翰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在教会内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在整个帝国随处可见……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国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表现出无法忍受的焦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但是，传教士们仍旧不看好中国由内部力量发动的变革，预言其会像戊戌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

    在探讨中国知识群体、西方传教士和西学传播的关系时，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互动中的单个侧面或因素。如“买椟还珠”说、“种瓜得豆”说、“一分为二”说等等，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西学传播中双方的联系、互动及相应调适。而以医患关系设喻则比较能够明了晚清中国知识群体与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学、西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不同群体的心态变化。早在当时，以医患设喻就已被一些传教士提出并加以传播，如林乐知说：“仆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如鲰生者尚忍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中东战纪本末》初篇）“医国”“良医”等比喻也广泛见诸当时的报端和各类译著。如时人指出：“我国譬如大病之后，贫血之人。”（叔恒《医国与医病》）还有人认为：“盖人有疾病惟良医得而治之，国有疾病亦然，且国家受病之源，也有外邪内邪的分别，虚寒虚热的变动，风急火急的时候，羸症怯症的根苗，更有癣疥之疾，初时不甚介意，后来竟致养痈成患，贻害无穷。”（佚名《医国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中国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面对惨败痛心疾首。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限于学习西方的“长技”，而仍寄希望于中学和自我改良。如同病人尚未意识到所患之疾的严重而试图以传统中药加以调养，他们大声吁求朝廷“自改革”。如龚自珍曾言“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李绍瀛则诉诸“孔圣人之对症发药，更能毫厘不差，能使病者一服此药，则精神勃勃”（《孔圣会星期报》，1911年第174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受时局变化、西学不断引介等影响，中国知识群体的救国思想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分”“道器之辨”的中、西学关系指导思想的转变；由抵制西学到接受西学，由旁观传教士传播西学活动，到主动参与其中，并悉心加以模仿的转变。不少西方传教士也针对中国人渴求救国良策之机，大量译介西学，用“西医西药”诊治病情渐重的封建王朝。而对刻意夹杂其中的宗教思想，则为中国知识群体所警惕和排斥。甲午战争之后，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洞察了国人强烈的救国需求，尽量向救国议题靠拢，在译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国强国建议，努力淡化中西对立。如光绪帝师孙家鼐就称林乐知所译《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乐知牧师皆剀切指陈”（《万国公报》，1896年第91册）。

    到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双语人才的增加（出国留学和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使这一阶段西学译介的特点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渐为译介主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附属地位走向主导地位。其情形好似久病成医之人对于医理逐渐精通，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出更好的救国良方，如壶隐在《我也谈谈医国与医病》中说：“国病如此，国医又如彼……乞诉邻家，以求援助，真所谓舍其本而图其末，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吴兴国医周刊》，1911年版）至此，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宗教的主要目的已难达成，而其译介的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探索“救国策略”过程中却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译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