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后戏剧的流变

    【历史透视】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疾风暴雨般的速度推翻了近千年的封建王朝，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戏剧作为旧制度文化艺术的载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形成了哪些新特点呢？

    经济利益是剧团生存和戏剧发展的基础，因此对戏剧赞助人的考察成为探究戏剧流变的首要因素。17世纪的法国剧团没有固定场地，只能坐着大篷车到处奔波，在露天剧场演出，演员收入低下，社会地位卑微，剧作家也备受盘剥，剧团生存状况十分艰难，依靠一些贵族捐赠勉强维持。直到路易十三统治时期，黎塞留为加强政府对文化的控制，亲自雇佣戏班，建立马雷剧场，国王赠予该剧团1200锂，此后巴黎主要剧团开始得到政府的资助。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戏剧得到宫廷的大力支持，条件也大大改善，王室成为戏剧最大的赞助人和庇护者，国王专门给剧团发放津贴，演员和剧作家的收入得以增加，地位也不断提升。莫里哀剧团曾受到菲利普·奥尔良亲王的庇护，后来又得到国王的青睐，获得每年6000锂的津贴，并授予剧团以特权。为了得到更多资助，剧院竞相上演符合王室、贵族口味的戏剧，剧目也受到严格审查，国家禁止剧团在享有特许权的舞台以外演戏，戏剧为王室垄断。

    大革命爆发后，戏剧赞助者们或解散剧院，或破产移民，将他们的投资转向其他领域。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公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取消法兰西喜剧院、歌剧院的演出特权，废除王宫的戏剧审查制度，从法律上保护了戏剧的自由，戏剧转向大众化，演员也有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受到大革命的洗礼，剧院从私人转为公共状态，其数量成倍增加，从1789年的数十个剧院增加到1792年的40多个。剧院的名称也有改变，1794年6月巴黎最大的法兰西喜剧院更名为“平等剧院”，此外还有众多剧院改名为“爱国者剧院”“自由剧院”“共和国剧院”等。戏剧作为革命者的喉舌，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1773年罗伯斯庇尔在议会上宣称“戏剧是有觉悟人们的初等学校，也是国民教育的有益补充”。革命政府积极支持爱国剧作家的创作，并给予相应的补助。演说家在戏剧中导向着民众的公正，指引着人们对革命事件的评论。1793年8月，政府规定每周一次免费开放革命剧院；1793年10月，救国委员会给予巴黎歌剧院15万锂的资助；1794年1月，国民公会决定资助“人民创作、人民观看”的剧目上演，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剧院作为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在革命前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旧制度下，剧院主要受到王室、贵族的资助，大多服务于宫廷，成为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剧院布局也体现出等级特权，在观众席周围叠加起多层华丽的包厢，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皇室有专门的隐秘包厢，国王与其亲密的随从来去自由，不会被观众看见。宫廷人员按政治地位的高下、得宠的程度决定包厢在哪一层，以及与国王包厢的接近程度。戏剧演出时，舞台工作人员、仆人的数量几乎与观众相当。剧场陈列着场面宏伟、变化多端的意大利式布景，此时已经开始使用大型机器来制作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关布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在空中来去自由，仙女在不同背景下翩翩起舞，人物魔术般地出现、消失等。皇室贵族有时还参与到戏剧演出中，如路易十四经常亲自上阵，阿图瓦伯爵曾扮演过费加罗的角色，皇后玛丽·安托瓦内在《塞维尔的理发师》中扮演罗西娜等。戏剧演员们竞相模仿宫廷的穿戴，他们购买众多华丽的戏剧服装，有锦缎的、真丝的、天鹅绒的，配上五颜六色的羽毛，镶嵌金丝、花边等，这些手工织物在当时都是非常昂贵的。如此，戏剧通过美化剧场，制造精美的布景，华丽的服饰，达到最佳的演出效果，以供皇室贵族娱乐。

    大革命后，包厢和观众席分离的理论被废除，每个到剧院来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特权，古代的圆形剧场成为平等的象征，革命期间莫里哀剧院、路瓦剧院、费度剧院等都是如此设置的。在剧院中，舞台上出现了刻有强调性的词语、象征性明显的装饰和布景，由此来广泛传递革命的精神，如正义、平等、自由等，同时也口耳相传一些标语，比如“保卫祖国为荣”“人民是最高统治者”“不自由毋宁死”等，旗帜在剧中广泛出现。枪声、炮火、喊声、警钟、玻璃破碎的声音等都成为戏剧新的表现方式，令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具有更为逼真的效果。这些在《爱国大家庭》和《共和国内部事务》剧中都有所运用，红、白、蓝三色在剧中反复运用在旗帜、花环、绘画甚至是家具上，服饰更是突出这三种颜色，还在胸前佩戴三色胸章等。此时期监狱成为经典的戏剧布景，比如占领巴士底狱、攻打堡垒等，成为反抗压迫的象征。

    戏剧剧目的内容和创作在大革命前后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旧制度时期的戏剧以古典主义为主，从古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中选取素材，内容主要集中于宗教、君主和贵族，如高乃依的《贺拉斯》描述一位宽宏大量的君主，《西拿》颂扬为基督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熙德》讲述西班牙贵族青年的爱情磨难等。当然也不乏对贵族阶层的嘲讽，但剧目内容却始终不离当时的上层社会，如拉辛的悲剧《昂朵马格》和《费德尔》叙述皇室、贵族的宫廷情杀，《贝蕾妮丝》讲述继承罗马皇帝的提图斯对爱情和责任的选择，又如莫里哀的《唐璜》《愤世嫉俗》《贵人迷》等。在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处处仰仗皇室和贵族的鼻息。黎塞留曾把高乃依吸收到他领导的“五作家社”，秉承其意进行创作，给高乃依提供丰厚的年俸，然而高乃依与其意见不合，不久就退出了。在《熙德》演出后，高乃依受到黎塞留组织的法兰西学院的强烈抨击，沉默了好几年，此后他改变了创作倾向，严守三一律。同样，莫里哀也曾得到路易十四的大力支持，但他的《伪君子》触犯了教会利益，公演第二天就被禁演。此后，莫里哀的戏剧内容坚持对上层社会的批判，最终失宠于路易十四，晚年凄惨。拉辛也是如此，他的杰作《费德尔》受到保守贵族的攻击而停演，由于国王干预，事态平息，但拉辛却因此辍笔达十二年之久，后被任命为国王的史官，放弃了戏剧创作。

    启蒙运动以来，戏剧开始从小故事入手，更加世俗化，并涉及废除三个等级、冲破阶层束缚等内容，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谈论时局。大革命开始后，剧目越来越关注政治时事题材，特别是攻占巴士底狱，为人们上演一出出逼真的戏剧，还邀请当时攻打巴士底狱的士兵来证实戏剧的真实性，并减少人物对话，鼓动观众上场，如《攻陷巴士底狱》《第三等级的胜利》等。1791年国王出逃被人民抓回后，上演了《沃姆斯旅馆》；为了更好地揭露宗教对人们自由思想和国家意识的侵蚀，1791年上演了《进入修道院的受害者们》；1792年8月人民起义后，逮捕了路易十六，摧毁了封建专制，上演《1792年8月10日当天》；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上演了《国王最后的审判》。1793年法国内忧外患、陷于战火，戏剧则关注派系斗争、战争动员，如有战士牺牲，则更是在戏剧中被放大，如《夺回土伦》。大革命后政治剧目不断涌现，制宪议会时期创作了近855件新剧本，共和二年约500件，复辟时期约200件，真切地呈现出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

    由此可见，大革命前后戏剧的服务对象由宫廷转向大众，从王室贵族消遣娱乐、彰显特权地位的方式到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喉舌，戏剧的流变真切地反映出社会的变革，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同时，革命中戏剧面对最为广泛的平民大众，用最为直接生动的方式教化人民，承担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由此戏剧创建了一个政治干预空间，但也引发了许多冲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