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肯尼亚陆上考古记

    【文明互鉴·中国考古走出去】

    20世纪以来，西方考古学者长期垄断着对东非地区的考古活动。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始在东非肯尼亚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郑和部下后裔”引发初步考察

    考古工作开始于一系列机缘巧合的事件。

    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叙述了在肯尼亚的经历：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这一细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之后，《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探访了帕泰岛并采访当地“中国人”后裔的情况。他由此大胆设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这一推断因为与百年来的国际热门课题郑和航海建立了联系，不仅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也很快引起中国国内的关注。《人民日报》当时驻南非记者李新烽前往拉穆，写回了大量相关报道。

    2005年，在江苏太仓举行的纪念郑和航海600年大会上，肯尼亚拉穆群岛中国村的“中国女孩”谢里夫和马林迪市市长特别受邀参加，谢里夫还获得了中国的国家奖学金到南京中医学院读书。

    基于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阎亚林组成的专家组于2005年前往肯尼亚，对其沿海地区的部分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开启了中国考古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非洲的进程，中国考古遇到了走向世界的难得机遇。

    为什么进行肯尼亚陆上考古

    如果循着人们对上述事件的关注点，寻找传说中的那条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应该是我国在肯尼亚进行考古工作的重点，可专家组调研后发现，当地中国人后裔缺乏证据支持。与此同时，肯尼亚有着更值得中国考古介入的理由：一方面肯尼亚海岸由西方和当地学者发掘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并未获得有效整理和利用。另一方面，中国明代文献记录中对“麻林”“麻林地”的多条记载，是对肯尼亚马林迪的明确记载，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唐代文献《通典》中记载的“摩邻”指的就是马林迪，这可能是中国与东非交往的最早记载。通过考察得知，马林迪市及其附近还存在一些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遗迹遗物。

    于是，专家组提出了变换工作方向的建议：第一，到马林迪去寻找最早的马林迪王国的都城，在马林迪附近进行考古发掘；第二，考察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研究中国开展海上贸易的情况，并建议这一考察可扩展至其他东非国家。

    考古成果极大推进了东非历史研究

    现在的马林迪市是古代马林迪王国后期的都城遗址。文献记载，这里几乎可以肯定是郑和船队曾经登陆非洲的地点之一，同时也是欧洲殖民者绕过好望角后在非洲的第一个登陆点。马林迪是第一个接纳葡萄牙人的伊斯兰王国，成为葡萄牙人进军印度、马六甲和中国的基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对于这样的历史名城，人们在谈论历史时却缺少实证资料，并不了解其沧桑变迁，只有英国学者柯克曼在20世纪时，提出马林迪城的创建历史可以上溯到14世纪。而据阿拉伯文献记载，马林迪王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8、9世纪。那么，早期马林迪王国的中心在哪里？马林迪王国发展的阶段性是怎样的？

    为探寻答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曼布鲁伊村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姆简那赫利村遗址、塔卡耶遗址5个地点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总计开挖探方、探沟95个，发掘总面积1753平方米，超额完成了与商务部签署合同规定的16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各类出土物数以万计。令人瞩目的是，大部分探方都发现了古代文化遗存。

    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这意味着可以确定马林迪古代王国的创建年代为9至10世纪。

    对马林迪地区的人们来说，得知本地历史还有更悠久的起点，他们激动无比。更何况，考古成果还显示出一些更为细致的历史脉络，如曼布鲁伊的考古遗存可分为六期七段，马林迪老城的考古遗存可划分为六期，有明显的兴盛期和衰落期，聚落规模都达到了30万平方米，16世纪还出现了规模很大的柱墓。从发展阶段性来看，曼布鲁伊遗址更有可能是11世纪阿拉伯文献中提到的“马林迪”。

    在阿拉伯和中国古代文献中都曾记载非洲铁器是海上贸易的重要货物。这次考古的多个发掘地点均发现冶铁遗迹和遗物，表明这里在11至14世纪时拥有规模宏大的冶铁工业，是早期印度洋贸易中重要的铁产地。

    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为解答非洲历史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引起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肯尼亚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这次考古的研究成果将改写肯尼亚沿海地区的历史，极大推进东非斯瓦西里海岸地区历史研究的发展。

    解密中非交往中的中国瓷器

    针对肯尼亚以往出土的瓷器，北大考古队共整理、研究了37个古代遗址和遗迹单位（沉船）中出土的中国瓷器，同时还对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拉穆博物馆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3个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共收集、调查了中国瓷器9552件，拍摄照片近20000张，绘制器物图1200余张。同时，还对本次陆上考古发掘出土的1060件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整理中国瓷器的总数达到10612件（片）。本项调研工作是中国学者首次大规模前往海外调查中国的贸易陶瓷，也是环印度洋地区古代遗址中对出土中国瓷器开展的第二大工作，仅次于旧开罗福斯塔特遗址。

    调研使中国瓷器在古代印度洋贸易中的地位得以清晰：中国瓷器与古代东非海岸高等级阶层的生活紧密相连。那时，中国瓷器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陈设品，甚至被镶嵌在宫殿建筑和墓柱上，因此富裕人群一直对中国商品有较大需求。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自9世纪开始，基本上相延不断。除了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期（11世纪到12世纪）为中国瓷器贸易的低潮时期，从9世纪到17世纪中国瓷器对东非地区的输出先后出现4次高峰，这些峰期均对应了当时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海上贸易的繁荣。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