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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因承担“国际著名智库机制比较研究”课题调研任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代表团一行6人，近期赴美国就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的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团先后走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等知名智库，就美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总体情况，特别是智库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进行了充分交流。结合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当今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特点
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形成了以社会捐助为主的多样化融资机制，以大量经费支持研究工作
在美国，经费筹集是智库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很多智库都配有规模较大的相关工作团队。多数智库形成了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收益、国外捐助、个人捐助、PPP模式以及委托研究项目经费等多样化的筹资渠道。
布鲁金斯学会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机构，有400名工作人员和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访问学者。学会每年预算为9100万至1亿美元，其中80%来自捐助，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则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捐助资金的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美国、阿联酋、丹麦等国政府，预算资金中约7500万美元用作项目研究经费。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每年预算金额的45%来自捐赠，研究经费占总额的50%以上。
美国传统基金会现有300余人，其中研究人员80人左右，年预算7500万美元。其经费来源既有专门的基金支持，又有广泛的社会捐款。传统基金会代表保守党政府，捐款者主要为共和党人，个人捐款者多达60万人，捐款额度从20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300余人，还有建立了合作关系的网络化专家250余人。该中心每年经费达440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占32%，基金会捐赠占29%，政府捐赠占19%，有相对固定的70-80家企业给予经费资助，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和盖茨基金会是捐资最多的两家企业。
皮尤研究中心以公众观点、态度和行为的调查著称，有60余名研究人员和40名负责报告数字整理、图表设计等的专门人员，年经费2800万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社会捐助。
核心研究人员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享有较高地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
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一般要达到3个标准：是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其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大学等顶尖高校极为接近。学会现有高级研究员100名，研究人员助手100名，普通研究员20名。研究人员学术积累深厚，有的有政府工作经历或是国外前政要，他们深植各个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广阔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政策层的能力。
美国智库都会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提升自身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不断为政府提供咨询，经常参加政府的听证活动，频繁在媒体上发声，通过举办会议、出版图书来传播学会观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秉持“我们的产品改变公共政策”的理念，在选择课题时就设立目标，明确该项目要对政策产生哪些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时，通常举办有政府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并通过网络、大型会议等发出自己的声音。
美国智库采取总裁负责制，智库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人、研究专家、助理研究员、资料员、行政秘书以及服务人员等。各个智库都将研究人员视为核心竞争力，普遍注重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的合理配置，研究人员在智库队伍中具有较高地位，各智库都有完备的研究保障支撑体系，以提高研究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我们走访的这几家智库，大多设有理事会作为决策保障机构，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管理，为研究提供充足宽松的空间。布鲁金斯学会在总裁之下有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5个研究部门，行政管理则包括财务、运营、联络、发展和出版5个部门。学会为每位资深研究人员配备新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作为助手，助手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旋转”到政府做公务员，之后也可以选择再回到智库做研究。
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工作自主性强，主要精力用于研究
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的行政人员年收入约是研究人员年收入的1/3到1/4，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收入差距更大。行政人员多由年轻人员担任，其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有转入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可能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的年薪平均在15万美元左右，经济学领域的高一些，社会学、政治学教育背景的低一些。与高薪相比，吸引研究人员的重要因素不是薪水，而是智库的名望。
美国智库研究人员自主性强，研究任务饱满，有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自己设定研究题目。研究人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也无须参加与研究不相关的会议，参加自己选择的会议或讨论时，遇到与自己研究无关的议题可随时起身退出，也不需要填报各种表格，以保证充分的研究时间。
形成了独特的人才“旋转门”流动机制，成为美国政要的重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四年换届一次，换届时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更替，其中大约有60%以上来自智库和高校。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都表示，要坚持独立性、公开性和非营利性原则，不为党派“站台”。布鲁金斯学会每年与研究人员签约，要求其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否则就要辞职。在参与竞选过程中，不得占用工作时间，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资源。虽然普通研究人员和研究助手的工资水平比高级研究人员低很多，但是他们有机会旋转到政府工作，经过历练后还可能回到布鲁金斯学会，成为高级研究人员，所以这份工作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如果民主党执政，会从智库中选用大量对国家重大战略与政策有研究的研究人员，这时其余的和新进入的研究人员，多数是共和党背景。当共和党执政时，大部分有共和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智库则有较多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研究人员。
内部管理与分配机制健全，管理人员中半数以上职位负责筹资和运行智库，纯粹的行政人员数量很少
从走访的几家智库看，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和非研究人员各占一半，其中非研究人员中半数以上负责筹资，还有一部分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做纯粹的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围绕智库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与保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年筹办2600个左右的会议，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项工作。布鲁金斯学会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资金管理运作，确保各个研究项目顺利进行。在这几家智库中，经费支持者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管理方面，坚持经营与研究分开，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方式，由总裁负责运营；经费使用上，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费用，将经费主要用在研究项目上；在研究项目支出中，研究人员经费占一半以上，按照预算制直接拨付研究人员，课题收入计入工资打入个人账户，不再进行繁杂的报销。学者在外演讲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要向主管副总裁进行申报备案。
美国智库建设的若干启示
美国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决策环境和条件日趋复杂，政府决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重要支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参与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实现顺利转型的内在需要。要推进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建设符合当代社会决策发展要求的智库。
借鉴美国智库实践，深入研究智库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要求。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智库都具有特殊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美国智库发展有其自身政治制度的因素，不能照抄照搬。
但是应该看到，智库具有一般社会组织不具有的规律性特征。作为思想品的生产主体，研究人员是智库最核心的资产和财富，而对研究人员的管理、监督、激励和评价，必须体现思想品生产的要求和特点。美国智库之所以形成强大国际影响力，就在于尊重和适应了现代社会思想品生产的规律，其智库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不同，各自具有优势与特色。
美国智库产生于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这一制度的大环境之下，很多智库起始于基金会、财团等组织，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还有如兰德公司起始于与军方合作，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美国的智库人员流动较大，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背景深厚。中国智库大多还是现行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特点鲜明，国际影响不大，研究视野有限，专业性不强。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特别重视几个关系。一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智库服务于政府决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智库的特点与定位来说，不同性质的智库对政府的服务内容和方式要有所区别。二是不同时段的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短时段”问题，关注短期内的“新闻事件”，还要关注“中时段”和“长时段”问题。要对未来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因素进行研究与预判。目前国内有些智库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要避免这种倾向。三是智库工作中服务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智库应以思想品和专门化知识服务于决策本身，而不是陷于日常性、一般业务性工作。如果服务与研究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不利于智库知识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不必要的浪费。四是研究的对策性、应用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智库不同于纯学术研究，要讲求研究的对策性和应用性，但同时要注重夯实专业性基础。缺乏专业性支撑，其科学性、应用性将大打折扣，也会失去与国际一流智库在更高层面深入交流的基础。
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应鼓励智库类型的多样化设计与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体现我国的主张，应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体系，更多地体现智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为智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不高，缺少对智库资助的支持政策。应研究制定与智库的社会筹资、捐赠等相配套的政策支持。
尽快解决当前约束智库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人员出国、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基本上还等同于现有体制下一般事业单位，没有体现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应抓紧出台政策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加快打通智库人才“旋转门”。智库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又要有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尽快建立相应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进一步畅通渠道，吸纳社会优秀人才。
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未来5至10年内，培养出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至关重要。要抓紧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从现有智库中选拔政治素质好、研究能力强的研究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安排他们到经济综合部门、驻外机构锻炼或到国外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并根据需要辅之以外语学习和专门的交流能力训练，逐步形成人才梯队。
（考察团团长：张大卫；考察团成员：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执笔人：徐占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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