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与巴蜀

    【国学漫谈】

    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清代嘉道以来徐松、龚自珍开创的“西北学”的延续和发展，它不仅仅是新材料的发现，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学术风气因之一变。从此，中国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只翻阅四部书，要关心中外交流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的学术开始走进国际学术语境。所以，敦煌学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韵味的代名词。而敦煌学与巴蜀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敦煌文学与巴蜀。敦煌出土的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它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说，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解释。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唐代著名诗篇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而敦煌写本中的佛经传自蜀地或者根据蜀地印本抄录而成者，更不在少数。当年敦煌人用的黄历也多传自蜀地。这样的材料在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第二，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陇上石窟与巴蜀地区的石窟尤其是川北石窟关系非常密切。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造像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南朝佛教遗存之一，在造像内容、题材组合、艺术风格、雕塑技法、佛教思想等方面除了受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化影响，明显有陇右造像因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的茂名、汶川一带的造像碑更能说明这点。开凿于北魏晚期的广元千佛崖窟龛中，则能更清晰地看到同时期麦积山石窟的影响。隋唐以后，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一改南方的石窟开凿长期滞后于北方的现状，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不仅影响到同时期陇东南一带的佛教造像艺术，而且在图像内容、题材等方面也体现出与长安、陇右河西地区石窟艺术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敦煌远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和蜀地之间隔着沙漠戈壁，草地高原，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何止千山万水。那么当年的这条丝绸之路到底经过哪些地方？两地如何交通的呢？近年来研究陇蜀古道的成果日渐增加，但大多限于陇南到蜀地。在陇东南被隔阻的情况下，敦煌如何同巴蜀交通？严耕望、唐长孺、陈祚龙、荣新江的相关论文进行过很好的探索。但还是主要从文献到地图，缺乏实际考察。真正要弄清从西域敦煌到巴蜀的通道，还有待于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因为在陆地丝绸之路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公元13世纪之前，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敦煌至长安的大路常常被切断，这时从敦煌经松潘再到成都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南朝和五代这两个南北分裂时期，这条通道是汉族正朔朝廷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这也许是敦煌学和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第三，现代敦煌学的开展，与巴蜀有着密切的关系。蜀地艺术大师张大千等在莫高窟潜心临摹近三年，临摹壁画大小270余幅，并在重庆成功展出，敦煌壁画于是真正走出沙漠。抗战时期，正是由于云集重庆、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一些学者的呼吁，国民政府才组建了敦煌文物保护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1940年代，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艺术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川派”，我们可以举一长串人名：段文杰、史韦湘、欧阳琳、孙儒、李其琼、李永宁、刘玉权等，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在敦煌学发展的100年中，四川一直是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以任半塘、王利器、王文才、龙晦、项楚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敦煌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