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北乡村妇女政治意识的嬗变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前，华北乡村妇女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国家和民族观念淡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华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将妇女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对妇女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使她们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得到强化，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显著加强。华北乡村妇女政治意识的嬗变，体现了这一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同时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与抗战胜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在抗战爆发之前，华北乡村是一个封闭、保守、落后的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民众的思想和视野，影响了农民社会交往范围和政治参与意识，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妇女政治上无地位，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93页）。“在过去法律的规定，她们是没有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娘儿们家不能办事，便取消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们没有参政的资格，限制了妇女在政治上的自由，坐在家里很难听到国家大事，更无权过问”（《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在绥远某些地方女子见人还要罩面纱”，“一般乡民不明选举之意义，认为无关重要，多不莅会，妇女更无参议政之思想及习惯，到会者更无一人”（《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在这种环境下，妇女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很难形成主动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的意愿，“唐县极偏僻的小山沟里，花盆村一个妇女干部，到村里问妇女们是哪国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说‘花盆国的’，一大堆人没有一个纠正她，连是哪国人都不知道”（《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736页）。这种状况对于我们党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有效打击日寇，都非常不利。“战争是残酷的，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屏蔽打通道路”（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中共敏感地认识到，必须努力培养她们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民族观念，动员更多妇女走出家庭、参军参政、支援抗战。

    第一，在社会教育中培养妇女的抗战与革命认同意识。1941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冬学运动的通知》，强调：“开展冬学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着眼于广大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其主要的目的之另一方面，还在于就此灌输与启发民众的民族抗战意识，促进与加强他们的政治水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地区将“人人去当兵，当兵打日本”等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冬学教材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把中共的抗战理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渗透到冬学运动中。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岚县测验，冬学中有三分之二的妇女了解了‘三三制’政权、二五减租、奖励生产、抗战勤务、锄奸等五个政治问题，认识了60个以上的字，会唱4支以上抗战歌曲”（李常生：《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社会化》，《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让妇女了解了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从而使妇女的革命意识和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意识大大加强。

    第二，在文化建设中培育妇女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主要是为战争和政治服务的，“敌后文化第一个形态是农村的。第二个形态是战争动员的。第三个形态是统一战线的。第四个形态是面对敌人奴化宣传作肉搏战的。第五个形态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抗战三年来的晋东南文化运动》，《太行各分区党的文件选辑》第二分册，1944年7月）。中央妇委强调要在文化教育中培养妇女的抗日爱国救亡思想：“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向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建议，要求给妇女大众建立免费教育的学校”，“以便经常地进行广泛的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始终将培育妇女的国家民族观念贯穿在文化教育中，这种文化教育方式在实践中的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以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培养妇女的抗战意识。歌曲、戏剧、曲艺等娱乐形式向来广受民众喜爱，也是乡村妇女能够普遍接受的大众化的娱乐形式。中共在抗战中将文娱活动寓教于乐的功能很好地发挥出来，通过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来教育妇女。如太行地区通过《妇女拥军歌》《盼八路回家来》《做军鞋》等抗日歌曲培养妇女的抗战意识。著名作家赵树理于1937年在阳城县四区组织起小戏班，先后编排《一切政权归人民》《放天足》等剧目，改编成快板、双簧巡回演出，受到热烈称颂。乡村妇女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民族观念在日常的文娱活动中被悄然唤醒。

    第四，颁布政策法令保护妇女的政治参与权利。华北抗日根据地努力在法律上赋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如《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规定每位女性公民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妇女参政提供法律保护。这期间各根据地也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条例，如《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山东省保障人权条例》等，都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农民的政治权力，对激发妇女的政治参与意愿也是一种鼓励。

二

    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华北乡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效激发了广大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革命激情，将妇女群体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使她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首先，民族救亡意识空前强烈。许多妇女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积极投身于抗战。1938年在阜平、平山、定县、定襄等县成立了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委会，并培训各县妇女积极分子，为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在干部方面作了准备。3月6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妇女救国会宣告成立。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动员妇女支援抗日前线，维护后方社会治安等为内容的工作纲领（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烽火巾帼》，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在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的积极宣传下，华北乡村妇女初步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产生了明确的民族救亡意识，甚至连年逾花甲的老妪也慷慨激昂地道出：“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完县妇女参加了村政权》，《抗敌报》1938年5月23日）华北乡村妇女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参与、支援抗战，“16—55岁的大足妇女，大都参加了自卫队，她们不仅以大刀、火枪、木棍、菜刀为武器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担负了站岗、放哨、查路条、除奸等工作”（罗朝晖：《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社会风气的变革》，《文史月刊》2004年第6期）。此外，很多妇女鼓励亲人参军参战，据晋察冀北岳区三个县的统计，完县1941年春季扩军时，出现了59名扩军光荣妇女。1942年，唐县出现了10个送郎队，2个送哥队，34个送郎贤妻（《烽火巾帼》第20页）。

    其次，政治参与意识高涨。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村改选运动中，乡村妇女的政治选举气氛非常热烈，“参加选举的人有八九十岁耳聋眼花的老太婆，她们也右手持了龙拐头，左手扶孙儿肩摇摇摆摆挤在人山人海的选民间；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她们也羞羞答答地低声议论；还有将要临产的孕妇，骑毛驴的病人……真可谓应有尽有。灵邱某村选举，所到的妇女比男子要多。就是游击区，也都在夜间进行了选举，大多数妇女也都披星戴月地纷纷参加”（《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343页）“广大妇女在高度的参政热忱下，争先恐后参加选举。盲者、孕妇、产妇、病妇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很多新媳妇，为了参选，不惜远道赶回婆家”（于林：《二年来的北岳区妇运》，《解放日报》1942年9月26日）。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山东根据地的女性领导，专署以上的11人，县以下的128人。女议员在晋察冀边区全部议员中占了1/5，一些优秀的女干部脱颖而出，担任了县长、区长（《晋察冀抗日政权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再次，对中共和革命的认同感显著增强。无论是妇女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都对中共有了深切的认同感，妇女党员干部“她们对于共产主义，对于中共都充满了信心，正因为她们对中共的认同也促使其在各项工作中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们都说：“只要是八路军来了，就赶紧把好吃的拿出来，快点去给他们洗军衣，那些衣服都是血，大冬天的我们就拿到沂河边去洗…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是咱老百姓的军队，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当然，乡村社会陈陈相因的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是不容小觑的，中共对华北乡村妇女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在实践中也遇到过阻力，如在妇女参政问题上引起当地男性农民的反对，一些妇女甚至因参政而遭到家人打骂，“有一个妇救会员从早到晚开了七八次会，连饭都吃不到嘴，晚上到家还挨到了丈夫的毒打，也不敢作声”（1940年4月，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二次民运干部会议记录摘要）。但是即便如此，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还是以不曾有的姿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妇女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已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快乐、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这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从而开启了乡村妇女解放的新历程。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