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如昨日

    在故乡，童年有很多的敬畏。打碗花，灯笼花，我们一般是不敢触摸的，生怕它身上附着的咒语应验了。

    打碗花，又名兔耳草，酷似牵牛花，粉色浅紫居多。蜿蜒在草丛中，或伸着小触须攀缘上篱笆墙，边走边开。一路吹着喇叭，嘀嘀嗒，挺喜庆的。但不知为何，大人们说：摸了它会打碗的。

    灯笼花，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大人叫它鬼灯笼。常见的大多是心形的绿叶，紫色的叶梗，上着白花。白花落处，就挑出一盏绿莹莹的气灯，慢悠悠地充气变饱满。灯盏仿若绿纱糊就，有细细的皱纹，极像正月十五玩的纸纱灯，模样极可爱。但不知为何，大人说：摸了它会引鬼上身。

    因此，孩子们小心翼翼，只远观近看，不敢伸手触摸。但在院落的僻静处，在郊外的田野里，它们无处不在。热烈奔放地生长，逍遥自在地开花。

    岁月倥偬。今日，隔空50年反顾故乡，反思那些禁忌文化。与它们静心对话之后，答案也会轻轻浮出水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乡，碗是珍贵的。那时用的大多是粗瓷碗，笨重也沉稳。常见瘦小的孩子端个大碗，晃晃悠悠的，像耍杂技。没啥餐桌，最多就是门前大树下支一石板。大家或蹲或站地围着，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鸡呀狗呀，在旁边乱游荡，脖颈伸得长长的，张着嘴，可怜巴巴地望，等着掉点饭粒，或扔点红薯皮之类的东西，打打牙祭，但大多时候是失望的。孩子们的碗里能照个影儿，尚哄不饱肚皮，哪还有它们的份。

    男孩子大多蹲不住，端着碗晃悠，小狗就摇头摆尾围着他们打转转。一不留神，往往有孩子掉了碗。碗如果栽个跟头打个滚，成了豁嘴，仍能接着用。最怕的是啪嚓一声开了花，那就少不了受骂挨打。

    柳叶婶家有五个男娃，个个调皮多动。有一次孩子们聚在街口大皂角树下喝汤。小四心不在焉，东看老鸹西看雁，被他家的大黑狗“偷袭”，手一滑，碗摔成了三瓣瓜。婶子随手操起一根棍子，不由分说就开打，小四不等棍子落下，筷子一扔，两腿一蹬，尥着蹶子窜了。黑狗一看不对劲，也畏罪落荒而逃。婶子拧着三寸金莲在后面追，踉踉跄跄地，眼看一溜烟不见了踪影。婶子就扯着嗓子吆喝：打了碗，看你小子咋吃饭！有种就别回来了！

    声音在晌午干燥的空气中爆炸着，追逐着小四的背影。皂角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地起哄，似乎在幸灾乐祸。

    这事往往不就此为止，大婶由于男孩多负担重，买一个碗不容易，看得很金贵。小四逃走不敢回家，他的奶奶就袖口藏一疙瘩蒸红薯，趁大婶不在家，让小五给送过去。就这样，直到大婶鼓胀的气放完了，小四才溜溜摸摸回到家。奶奶就找个破茶缸给他用。等攒够了鸡蛋，小四到集市上蹲半日卖了，方才买回属于自己的碗。

    那时我们就笑他碰了打碗花，他自己也眨巴着眼，疑惑自己是不觉中冒犯了打碗花。

    小四的这碗苦水，窝在了肚子里。当他有了女儿，女儿不小心打了碗，他会哈哈一笑：没事的，没事的，打得好，碎碎（岁岁）平安。

    那时常见的碗，是粗瓷的黑碗，极少见的是木碗与洋瓷碗。外公是木匠，他削了个木碗，我和弟弟就视若宝贝，常常争抢着用。端着木碗在门口大树下，在同伴面前晃来晃去，惹人眼羨。

    洋瓷碗，披一层瓷衣，内心里却是铁质的。用时间久了，就锈出一些小沙眼闹退休。那是不行的，还得继续服役。

    有走街串巷的修补人，只要用带韵的声音一吆喝：钉锅——箍漏锅，各家大人就提溜着掉了耳朵的锅，长了沙眼的碗去修补。孩子们跟在屁股后，好奇地围拢来，地上一蹲，歪着小脑袋看。只见修补人把碗捏在手里，对着天空一转，沙眼处透出丝丝光亮，就找准了目标。之后烧热了牙膏皮样的东西，向上一粘，小锤子一敲，搁在脚边。等放凉了盛点水试一试，滴水不漏，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拿了去。

    碗里的稀稠与滋味，孩子们最敏感。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如今表达一种贪欲。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可怜巴巴的模样，是一种真实的念想。那时还有一句话：剩饭根儿，长不高。我一直敬畏且遵守，但也没长到自己理想的高度。衣食欠缺年代留下的心理印迹，烙在孩子们童年的天空。

    故乡是平原，多种小麦玉米，也有红薯谷子等杂粮。每日两顿汤一顿面。说是面条，面条却少得像点缀。我和弟弟站在锅边，把勺子斜伸着，像捞鱼似的绕来绕去，想缠住一些面条。谁如果盛饭的时间过长，就会喊他“吃嘴大公鸡”。而今，年过半百，衣食无忧，想起来那些年那些事儿，既好笑又含泪。

    碗里最香的时候，是从腊月二十三起始。生产队杀头大猪，孩子们拿个洋瓷盆或竹篮，排着长蛇阵，分到几斤肉。回到家，大人先削下一小块，切碎了，放铁锅里滋滋啦啦一炒，满院溢香。擀点面条，放点白菜帮子，做成糊涂面。孩子们一碗又一碗，吃着碗里望着锅里，能吃个肚圆。

    大年三十，挑家中最好的碗，或过年新添的碗，用心洗净。包了饺子，盛在大碗里，热气蒸腾。扑鼻的香气，钓着孩子们舌尖的馋虫，但必须先供祖宗，再端给长辈尝。给长辈端饺子的任务，往往落在孩子们肩上。我和弟弟走街串巷，小心翼翼地端着饺子，笑眯眯地应对着乡邻的招呼。这是给谁端的？给大爷的。这又是给谁送的？三奶的。长辈们则乐呵呵地等在家里，拿出自己的碗，我们把饺子倒进去，然后拿了空碗飞也似的回转家中，香喷喷的饺子，才可以开吃。

    过年，是碗里最香浓的时光。孩子们幸福得像朵小雪花，扑扑棱棱，洒洒脱脱。但春节一走，碗里又清汤寡水，漫长的煎熬就又启程了。

    有打碗花记忆的一代，对碗、对碗里的苦辣酸甜，都有难以扑灭的记忆。因此，当1977年高考的初潮奔涌而至，他们决绝地迎浪而上，成为一代优秀的弄潮儿。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国家颁发的“铁饭碗”。从此他们保持向上的姿态，不停地远行跋涉。半个世纪一晃而过。当他们从繁忙中抽身静坐，在古色古香的茶社一角，端起精致的小茶碗，就着低回萦耳的轻音乐，优雅地吮上一口。当他们穿梭于华灯迷离的餐馆，一道菜一道菜品味着，觥筹交错。那潜意识里的粗瓷碗，会不会偶尔漂浮上来，勾起眼角的一滴泪水？

    童年的禁忌记忆，终随一代人的老去而枯萎。如今的孩子们毫无禁忌可言，在他们面前提起，他们会感觉像狼外婆骗小红帽似的，可笑之极。但唯有经历过，方知那些荒诞不经是有根源的，来自于穷困与无知。而曾被误解的喇叭花、灯笼花仍无喜无忧，在家乡静悄悄地生生灭灭，成为记忆中，故乡的背景。

    （作者为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