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概观

一

 

    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墨子的身份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他早年学习儒术，因不满周礼的繁文缛节，自创学派。

 

    墨子师徒组成了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社团，集体奔走于齐、鲁、宋、楚、卫、魏诸国之间。孟子也不得不肯定“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自称“贱人”，他一生“以自苦为极”，效大禹精神。墨者集团推选出他们的首领，称为“巨子”，成员多能吃苦耐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墨家与其他学派不同，基本上是由社会下层手工工匠、刑徒、贱役等人组成。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学术团体，其成员皆布衣草鞋，生活勤俭。墨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也必须遵守墨家的纪律，推行墨家的主张，还要向这个团体交纳一定的俸禄。墨者都能仗义执言，见义勇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吕氏春秋》记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可见在战国时代，墨子、墨家学派及其思想、行为对全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足以与孔子、儒家学派相比肩。墨儒的区别在于，墨子之学出于夏礼，孔子之学出于周礼。他们同样都尊尧舜，同样都有很高的道德追求，墨子于《诗》《书》之教，也颇有修养，他反对的只是形式化的礼乐。

 

    墨家活动时期约近二百年，墨子之后的传衍世系不详。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子之后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谓之“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庄子·天下》讲到墨家诸派，其中有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以及各派“相谓别墨”的状况。“别墨”是墨家学派内部分化以后，各守所见，都以自己为墨学正宗，相互呼为“别墨”。

 

    墨家有“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侠义精神，多勇武之士。墨家善于运用概念、判断、类比推理等逻辑方法和辩论术说服或批驳论敌。墨学兼涵有“辩”“侠”两义，其后继承者中多有辩士与侠士。今人有墨学三派（游侠派、论辩派、游仕派）之说。

 

    《墨子》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宋后实存五十三篇，即今本，存《道藏》中。经清代学者整理和近现代学者研究，这五十三篇文章约可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卷1的《亲士》《修身》等七篇，系墨家数传弟子利用墨子某一言论论述自己的主张。第二组即卷2至卷9的《尚贤》（上、中、下）等二十四篇。这一组文章实是墨子门人或再传、三传弟子教育学生或驳斥其他非难墨家学说而成文的，记载了墨子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想。第三组即卷10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卷11的《大取》《小取》，共六篇。有人称此六篇为“墨辩”，也有人认为这六篇应分为两类：一类是墨经，即《经》与《经说》，是墨子所著所讲，系《墨子》全书的综纲和大本；另一类是墨辩，即《大取》《小取》，是墨家辩者之言。第四组包括卷11至卷13《耕柱》等五篇，为墨子言论、行迹的记录，系墨子门人或再传弟子所写。第五组包括卷14《备城门》等共十一篇，记载墨子城市守备的方法，包含有兵家之言，有人认为这是在秦之墨者所作。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了《墨子》佚篇，可供参考。

 

二

 

    墨子思想十分丰富，主旨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而言，乃以兼爱为本。墨子十事，表面上看十分矛盾，但这些治国方略是为救治列国社会病态而准备的，要因时因地制宜。墨子教导弟子，到列国去，若该国昏乱，则提倡尚贤、尚同；该国贫穷，则告诫节用、节葬；该国享乐腐化，则宣传非乐、非命；该国淫僻无礼，则强调尊天、事鬼；该国掠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这叫“择务而从事”。可见，此十事并非平列的，亦非同时使用的。

 

    墨子主张兼爱互助。他看到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家、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他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把“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各自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产生了“交相恶”。拯救的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兼”字在金文中像手持二禾，《说文解字》释“兼”为“并”，即隐喻平等之意。“兼爱”不同于孔子的“仁爱”。儒家“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如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爱不同，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别人父母的爱不同。儒家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过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达到“泛爱众”“博爱之谓仁”“民胞物与”的境界。墨子的“兼爱”则是“爱无差等”，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亲人的爱没有差别，一视同仁。“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这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和理想社会。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他实际上主张“己所欲，施于人”，但从互利互惠的角度讲，则融合义利，易被小生产者所接受。他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公平合理社会。这其中含有对王公大人骄奢淫佚的不满，控诉了争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了劳动者要求自食其力、过安定生活的愿望。当然，“兼爱”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始平等思想的痕迹。

 

    “兼爱”是针对攻伐而来的。因此，墨子又主张“非攻”。他首先指出攻战的“不义”，然后指出攻战之“不利”。墨子揭露无义的攻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谴责武力兼并的战争是“不义”的，其根据是对人民、百姓“不利”。

 

    在“兼爱”的原则下，墨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墨子的“尚贤”要求冲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袭制度，主张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在“尚贤”的前题下，墨子又设计了“尚同”的社会蓝图。他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以下，从三公、诸侯到乡长、里长，也都选拔贤者担任。选出各级政长是为了克服天下之乱，克服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自以为是，以人为非的“交相非”状态。人们要以上级政长的是非为是非，自下而上地逐层统一，做到“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他提出“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反映了小生产者对社会统一安定的希望，但这种“尚同”，反对多元多样，必然导致“伐异”。这与史墨、晏子、孔子的“和而不同”是不一样的。

 

    前面述及“非攻”“尚同”时，都涉及到墨子“利天”“同天”之说。墨子肯定意志之天的存在，认为天是自然、社会和人民的主宰，能赏善罚恶。墨子亦肯定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能在冥冥之中监视人们的行为，能赏贤罚暴。墨子“尊天事鬼”，把宗教政治化与道德化了。他论证鬼神实有，认为鬼神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威慑警戒的功能。他的“天志”“明鬼”之说，是借用超越的、神秘的力量来治理现实社会的病态，以“兴利除弊”，并塑造一个合理化、理想化的社会。

 

    墨子相信早期传统宗教观里的意志之天说，但又主张“尚力”“非命”。他认为，命定论是帮助暴君来欺骗百姓的，使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力”。从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到农夫农妇的稼穑织纴，都靠各尽其力。人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这里，他又肯定了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墨子主张“薄葬”。他认为，厚葬久丧并不能富贫众寡，定危治乱，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足以使国家由富变贫，人民由众变寡，行政由治变乱。同时，他又重视祭祀上帝鬼神。祭祀当然也要浪费财力、物力、人力，但墨子为什么不反对祭祀呢？这与他的“天志”“明鬼”学说有关。他必须保留上帝和鬼神作为超越的力量，控制人事。另一方面，从《墨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厚葬的奢靡之风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祭祀的浪费要小得多。按墨子的设想和当时的习俗，祭品一般都给家人、亲族、乡里的人共享，而祭祀对安定社会人心起的作用较大。由此可见，墨子考虑问题，是从国家人民的实利出发的，因此墨子也强调“节用”。

 

三

 

    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检验认识的三条标准：“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就是要以关于古代圣王的历史记载、老百姓的亲身经验和实际运用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来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在这里，他比较重视感觉经验、闻见之知，更肯定古代文献的记载，尤其强调社会效果是衡量诸种学说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准。

 

    墨子在《墨经》中肯定人们通过五官可以获得感性认识。“知，材也”，“材”指人们的认识能力。“知，接也”，通过感官与外物相接触产生认识。“惟以五路知”，五路，指五官，即耳、目、口、鼻、肤。“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久”指时间。这是说，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了的熟练技能，可以不再直接通过五官去知觉。这是熟能生巧所致，不是超感觉。

 

    墨子强调“心”对“五官”得来的见闻之知的辨析察识。“虑，求也。”人有在感觉基础之上的认识能力。他承认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分析察知属理性认识活动，可以鉴别众人耳目闻见的真伪，涤除虚妄，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这是对“三表法”的重要补充。

 

    墨子主张名实合一与知行合一。“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闻知”是从传闻或阅读得到的知识。“说知”是通过闻知得到的材料推断出的新知识，包含着逻辑推理。“亲知”是直接经验。“名”指名辞概念，“实”指实际事物，“名实耦”指概念与事物、认识与实际相符合。“行”就是“为”，有正当目的的行为称“志行”。“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他肯定知行相合一，尤其强调行为的目的要善，符合百姓之利，而不是巧言令色，欺世盗名。

 

    墨家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些成就主要被记录在《墨经》中。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涵盖了数学、物理、工程机械、科学思想与方法等多方面。

 

    数学方面，《墨经》给出了一系列算学与几何学命题与定义。如说：“倍，为二也。”即原数自加一次或者乘以2为倍。又如，定义圆：“圆，一中同长也。”即圆是与中心同样长度的线所构成的图形。虽然这些命题与定义只是文字的表述，并无数学符号的表达，但是其所具有的抽象性、逻辑性与严密性，可以说代表了先秦时期最高的数学理性思维水平。

 

    物理学方面，主要是关于力学、光学的内容。如墨子对于力的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也。”刑即形状的形，指物体；奋指动，即运动。这句话是说力是物体所以发生运动的原因，这显然来自经验的概括，也符合力的属性。而墨子在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最为现代学者所重视与称道的了。《墨经》中的光学条目虽然仅有八条，但极具有系统性、逻辑性，涵盖了阴影问题、小孔成像问题、凹面镜与凸面镜成像原理及实验等多个方面。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这些成果说：“比任何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工程与机械制造方面，墨子发明了用机械力量代替人拉弓的连弩车，由辘轳、轮轴控制，据说一次可发射小矢六十枚，威力巨大。他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了掷车、转射机，用来在战争中远距离抛掷武器。其中掷车较大，转射机较小，但更为灵活。它们应该是后世战争中使用的发石机的鼻祖。

 

    科学思想与方法方面，墨家也有贡献。墨子给出了时间与空间的定义：“久，弥异时也”，“久，合古今旦莫”；“宇，弥异所也”，“宇，东西家南北”。即墨子认为“久”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包括东西南北的一切空间。在方法上，墨家的科学工作与其创立的辩学又是不可分割的。

 

    总之，尽管《墨经》中只是零散地包含了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记录，缺少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系统性，墨子本人也并非职业的科学家，但是，这些记录代表了先秦时期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内容及其逻辑性、严密性等在我国科学史上极具特色与价值，甚至在世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四

 

    墨家的逻辑学体系包括“名”“辞”“说”“辩”几部分，以“辩”统摄全体。首先是“以名举实”。举名，就是命名或加名。名用来称谓实，是主观的给予、加予。从根源上说，名由实起，名实统一在实，即必须以实正名。《墨经》并不是把“名”这个符号指向某种静止、孤立的物件。其“名”（辞、说、辩）始终与变化着的“实”统合在一起，“实”的时空运动场制约着“名”的语义。

 

    其次是“以辞抒意”。后期墨家涉及到作为判断的“辞”或“言”的不同形式，如“尽”“或”“假”“必”和“且”等。“尽，莫不然也。”“尽”是一个全称判断；“或”含有特称、选言判断和选言推理的含义；“假”是区别于“今已然也”（实然判断）的假言判断。此外还有必然判断和“且然”（将然）判断的形式。

 

    再次是“以说出故”。墨家“说”式推论的基本逻辑范畴是——故、理、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条件和论题的根据与理由。“理”也即“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辞的论据。墨家逻辑推论非常强调“类”的同异。墨家逻辑的推理方式，有具有类比特点的“辟”“援”“推”和属于一般演绎论式的“或”“假”“效”“侔”，含有选言推理、假言论式、直言的演绎论式、复杂概念推理等形式。

 

    最后是关于“辩”学的基本原理。墨家在战国时期第一次全面研究了作为逻辑科学的“辩”的问题。“辩”的原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在名、辞、说、辩四者中，“正名”“析辞”“立说”是“明辩”的基础，“明辩”则能兼三者之能事。

 

五

 

    墨学在汉代以后迅速衰微，原因何在呢？首先，墨家学说不适应秦汉以后的社会生活。张岱年、任继愈先生指出，秦以后的社会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它所面对的则是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这两者整合得好，社会就进步繁荣。儒学思想适应并有助于这两者的协调。而墨家兼爱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特别是墨家的组织、游侠作风和辩说特性，都不适应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的社会，并会被集中的中央政府所禁止，如汉朝就打击游侠。于是墨家文化就逐渐演变成在野的、在社会下层之间流行的思想，在社会上层文化中地位很低。

 

    其次，墨家主张的以兼易别和整齐划一的“尚同”思想，反对多样化，不适应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也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再次，据韦政通先生研究，墨家自身有很多缺陷使它中绝。第一，墨子去世后，墨家缺乏德业兼备的领袖，缺乏像孟、荀之于儒家，庄子之于道家那样的大师级人物。第二，墨家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加上它的苦行主义、自我牺牲，使人们难以接受，其理想也很难实现。第三，墨家后世的墨侠集中在秦国，有“拥秦”的嫌疑，在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第四，墨家后学的有的诡辩过于微妙。

 

    但墨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长久以来在民间社会仍然起着作用。在科学方面，它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有重大影响。在道德方面，墨家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兼爱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劳动人民所继承与发扬，其救世献身精神和意志的磨练，构成了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家重视实践经验、强调践履的作风也影响了清初颜元、李塨学派。墨子思想对我国道教的兴起和农民起义都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以后，随着乾嘉朴学的兴起，墨子的整理与研究渐渐复苏。民国时期，墨子研究大盛。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子墨子学说》等文，阐扬墨家的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学说为救国的良方，指出：“今欲救亡，厥惟学墨。”

 

    墨家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其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在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诉求可以说也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与期待。我们批判霸权主义，制止非义的战争与恐怖主义，仍要如墨家一样，提倡爱心与彼此的沟通理解，推动国家、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促成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建构。此外，墨家倡导的勤劳节俭，在今天的中国也有重要意义。曾国藩在遗书中强调“习劳则神钦”，肯定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极勤以救民”，他认为这是士子修身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提倡廉政，强调政德，反对奢靡之风，对全社会及每位干部来说，墨家的俭德与勤德都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