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与节制

    【有感而发】

    文学批评是一种议论别人的工作。同时，文学批评不断遭遇别人的议论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波涛浪谷之中，毁誉参半几乎就是它挥之难去的宿命。但是，无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运如何，它一直存在并发展，大概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它并非可有可无。现在，文学批评家陈福民出版了他的批评文集《批评与阅读的力量》，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上面所说并非“妄议”。

    二十余年来，陈福民一直在文学生产现场，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整体状况几乎了然于心。但是，读过这本文集之后，我更想讨论的，是陈福民对文学批评的自觉、有效和节制的自我要求。这一点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起来，何其艰难：这是一个不写作就死亡的时代，是学界争先恐后地抓项目、找经费、建中心、搞基地、发文章、出专著，为的是能通过评估，保住一级学科、保住博士点或中心基地等的时代。在这样浮躁或虚幻的大环境中，文学批评还会有多少真知灼见或诚恳的体会已不难想象。而陈福民的文学批评，不是以文章规模和数量见长，他是那种惜墨如金的批评家，是那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批评家。就像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总是以真知灼见见长。他形成文章的文字，更是删繁就简、标新立异，这就是文如其人。

    说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有自我要求，首先与他的见识有关。他在“自序”中说：“文学批评的现场感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间距，由于其具体的经验描述与感知通常会转瞬即逝，难以在知识构成上取得有效性的成绩。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文学批评比较不利的认知，以为文学批评就是某部文学作品阅读之后简单的读后感。更由于随着社会转型、文学商业活动的广泛压力，文学批评经常会在正当的批评活动与商业宣传之间游弋迷走，并因此损失部分荣誉。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这种对当代文学批评性质和现状的理性认知并不是自明的，随波逐流的所谓批评家随处可见。因此，陈福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自觉，就显得难能可贵。

    陈福民不是那种“鲁迅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学史研究”等“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型批评家。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文学”。在这个无比宽泛的领域里，如何选择他的言说对象，关注怎样的话题就尤为重要。这本文集的文章我此前大多读过，但一旦集中阅读，感觉突然变得鲜明起来。这就是：陈福民一直关注当下最前沿的话题，从最新发表的作品到新媒体文化，从旧影新知到新文明的兴起。但是，他绝不是那种追新逐潮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与时尚没有关系。这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整体修养有关。在文学学科对当代文学还怀有偏见甚至歧视的今天，他并非意气用事地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是最难的，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对它的上游知识和西方相关的学科有所了解。因此，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他对本土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可以在他的“当代小说史识”专辑、“批评品格与致知”专辑中一览无余。在其他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中，古今中外与论题有关的材料，他几乎信手拈来。这使他的批评文章视野宽阔言之有物而不流于空疏或空转。这就是批评的有效性或历史感。与当下有价值的话题构成对话关系，是一个批评家努力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一部分。他的话题就是他的关怀所在。陈福民的优点是他积极参与，但他从不盲从或趋从，他作为批评家的主体性是不能换取的。

    这是一个学术上不讲节制的时代。人文学科学术成果的量化标准，使大多数学者对数量的崇拜趋之若鹜。学术成果像卖白菜土豆一样，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越有分量。这个可笑的标准在学科评估中畅行无阻。虽有学者著文抵制但如死水微澜。陈福民工作在社科院，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的自我要求，使他的文学批评显得不那么急切、功利。他对批评的从容显得非常曼妙。我想那肯定是一种很享受、很有意思的体验。因此，他的文章大多以短制为主，类似《理想小说、理想作者与文学史》《长篇小说：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等下笔万言的文章并不多见。事实上，他不是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他论述张承志的博士论文达几十万言，只因他觉得还未达到自己的期许而放弃了出版。文章是否有价值，它的长度并不是唯一的尺度，见识才是文章的命脉。陈福民节制的言论在文坛总是有反响，这实属不易。

    从事文学批评，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批评文字就是一种人生态度。我感佩的是，陈福民一边可以积极有效地介入文学现场，紧拉慢唱地表达他对当下文学的看法；一边也可以下围棋，聊大天，围观喝酒，开车走遍北中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儒生，也是一个侠客。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