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礼”到“不甚害义理”

    《礼记·檀弓下》篇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郑玄注此段曰：“去国”之后返其国，仅“展墓而入”即可，“展，省视之”，不用进行墓祭。墓祭，是古人在特殊情况（如去国和奔丧等）下才采用的礼仪。

    梁沈约之《宋书》，也记述了南朝刘宋一代历史，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按此段记载，公元222年时人们都认为“礼不墓祭”。

    宋代张栻反对世人的“墓祭”行为，认为“墓祭非礼”，也害义理。他曰：“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盖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庙，而墓以藏体魄。体魄之藏而祭也，于义何居而乌乎飨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为之，是以伪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则不知也。人主飨陵之礼始于汉明帝，蔡邕盖称之以为盛事，某则以为与原庙何异，情非不笃也，而不知礼。不知礼而徒徇乎情，则隳废天则，非孝子所以事其先者也。某谓时节展省，当俯伏拜跪号哭，洒洒省视，而设席陈馔，以祭后土于墓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数也，古之人岂或忘其亲哉？以为神之之义或黩焉，则失其理故也，良心之发而天理之安也。”张栻反对“墓祭”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祭祀地点应该在庙，而非坟墓。祭祖应该祭其魂魄，而神主在庙，因此当祭于庙。死者下葬后，坟墓埋藏其体魄，其魂魄则附于“主”，而主应该归于庙。如此，如果祭祖，则应当祭于庙才为合理。否则，在体魄之藏处祭祀，祖先如何享用啊？如果明知此理，还要强行去做，是以伪事其先也。二是墓祭乃“徇乎情”而不知礼。主享陵之礼，开始于汉明帝，蔡邕等人盖称之以为盛事，张栻则认为这是“情笃”，但“不知礼”也。如果不知礼而只徇乎情，则隳废天则，非孝子事其先者的行为。

    东汉蔡邕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以后才开始建设寝殿，才有墓祭活动。清人赵翼说：“《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以祭地神，实非祭先祖。”

    宋郑樵也曰：“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元刘埙也曰：“世谓三代以前无墓祭，而朝陵拜扫起于秦，时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唐开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埽礼，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制，故议者以为墓祭始于唐也。”

    可见，三代以前无墓祭，而朝陵拜扫起于秦。

    至秦汉时期，坟与墓、冢才开始通用，且开始在墓侧添加建筑，如寝、陵等。所谓“陵寝”，是指在帝王陵墓之侧所修建的寝殿设施，其建筑主体由“寝殿”和“便殿”组成。“寝殿”乃正寝，属于皇家祭祀之场所；而“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所谓“寝”，一指用于安放死者饮食起居所用的生活用品、家具和衣服被衾等，供后人缅怀先人之所；也有指庶民之家，即墓主生前的住所。

    历史记载，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可见，这应该是汉武帝开启了黄帝陵祭之先河，至此才有了拜祭黄帝陵的礼仪。

    宋代以后，观点有所变化，认为墓祭虽然“非礼”，但于人情可以理解，也不甚害义理。程颐曰：“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

    朱熹承接二程观点，承认“《祭仪》以墓祭、节祠为不可”，但是却认为“先正皆言墓祭不害义理，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时祭。今人时节随俗，燕饮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盖尝用之。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他也多次与弟子讨论此事，并明确指出：“墓祭非古。虽《周礼》有‘墓人为尸’之文，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综上所述，若从“有无”之事实层面看，我们可将“秦”作为时间节点，则先秦无墓祭、无陵祭，只有庙祭；而秦汉以后，则既有庙祭，也有陵祭。若从“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之价值层面看，宋代以前人们大多持“礼不墓祭”观点，至朱熹方提出“虽非礼但不甚害义理”之说。

    （毛国民，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