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与埃德蒙·斯宾塞的对话

    【深度解读】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159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长篇史诗。这部作品以寓言的形式从亚瑟王以及六位骑士的经历讲述了美德的塑造过程，2015年11月国内首部《仙后》全集译本的问世更是给国内学者带来了重要学术参考。

    传统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受到了古希腊、意大利文学的影响。然而，从创作时期来看，莎士比亚极有可能受到同一时代斯宾塞的影响。同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斯宾塞出版《仙后》时，身为伦敦“内务大臣供奉剧团”演员和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才刚开始创作。同年莎士比亚出版了第一部历史剧《亨利六世》的中下篇，随后从1591至1612年间剧作逐步问世。到1599年斯宾塞去世时，莎士比亚正处于创作生涯中第一个阶段末期。这个阶段的作品，如《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等基本以乐观、风趣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事实上，斯宾塞对莎士比亚的影响在《仙后》的第二卷“节制篇”中尤为明显。那么，“节制篇”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莎士比亚从斯宾塞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灵感？

    莎士比亚从“愤怒”“嫉妒”和“拜金”三个角度借鉴了《仙后》中的典型情节。《仙后》第二卷主人公盖恩爵士在培养节制美德之路上历经了史诗般的艰难险阻，完整地展示了“节制”美德的塑造过程，并从愤怒的骑士、嫉妒的军人和敛财的商人角度为莎士比亚戏剧提供了人物原型。

愤怒的骑士

    莎士比亚作品中因“愤怒”而触发悲剧的情节比比皆是。以《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1597）为例，虽然亚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从意大利传说翻译过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1562）是莎剧的重点参考，但是剧中马库修、伯尔特以及罗密欧之间的关系与《仙后》的“节制篇”更为相似，两部作品的对话就是以“愤怒”作为铺垫的。

    出身世仇家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私定终身。面对朱丽叶的堂兄提伯尔特的挑衅，罗密欧最初没有应允。为了帮助朋友挽回颜面，马库修答应和提伯尔特决斗并丧生。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罗密欧拔剑杀死了提伯尔特，酿成了悲剧。《仙后》中讲述了胡迪布拉斯骑士与桑罗易的决斗。为了炫耀威风，两位骑士被求胜心左右而卷入厮杀。为了斡旋混战，主人公盖恩爵士也卷入厮杀。由于盖恩爵士鲁莽的斡旋，决斗的骑士对这场突袭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遂将矛头指向这鲁莽的挑衅者，而盖恩对二人的不领情也怀恨在心，最终导致暴力升级。如盖恩一样，罗密欧欲调节冲突，未曾想自己却成为愤怒操控的棋子，最终酿成大错。由此可见，莎士比亚与斯宾塞作品中都有三位人物因为暴怒而卷入关系复杂的争斗，而且尊严的缺失都是争斗的根源。

    在借鉴《仙后》的基础上，莎士比亚也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改写了情节。通过利用神谕向上帝祈求和平，斯宾塞最终阻止了悲剧的上演，这体现出诗人对上帝的笃信；相比而言，莎士比亚则彻底释放了人物的“愤怒”性格，大悲之处体现出感情的宣泄。他与神秘的救世主保持距离，相信人在理智和经验中的自我价值，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缩影。

嫉妒的军人

    “嫉妒”可以看作是对他人，尤其是对手的一种妒羡感，同时也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在《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1599）与《奥赛罗》（Othello，1603）中同是军人的克劳迪奥和奥赛罗都是因为嫉妒而惹上大祸，堪称莎士比亚戏剧经典的爱情悲喜剧。在《无事生非》中，凯旋的克劳迪奥爱上了赫洛，然而叔父唐·约翰恶意搅乱了这场爱情。他指使保拉契奥与赫洛的女仆玛格丽特在赫洛的闺房交媾，并邀请克劳迪奥前去窥探，最终导致妒火中烧的克劳迪奥在婚礼上羞辱赫洛那一幕。《奥赛罗》中的摩尔人军官奥赛罗因轻信伊阿哥的谣言，误认为爱妻黛丝德蒙娜与爱将卡西奥有染。伊阿哥指使黛丝德蒙娜的女仆伊米莉亚将女主人的手帕放置在卡西奥的卧室中，诱使奥赛罗相信妻子与卡西奥之间的风流韵事，最终被嫉妒冲昏头脑的奥赛罗掐死爱妻，终酿成大错。克劳迪奥与奥赛罗都尝到了“嫉妒”的恶果，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是莎士比亚的杰作，《仙后》“节制篇”中的菲东就是他们的原型。出身贵族的菲东热烈地追求克拉瑞贝尔，同时好友菲乐门也是克拉瑞贝尔的男闺蜜。然而，菲东误将这种男女之间的友谊视为针对自己的挑战。这种妒忌心使菲东失去判断力。就像克劳迪奥错怪赫洛、奥赛罗发现“误置”的手帕一样，菲东也发现“情敌”菲乐门与“克拉瑞贝尔”幽会。然而，这位“克拉瑞贝尔”实际上是身着克拉瑞贝尔服装的女仆普莱恩。可悲的是，被嫉妒心控制的菲东最终挥刀杀死了无辜的克拉瑞贝尔，并毒死了挚友菲乐门，由此葬送了爱情，抹杀了友情。

    三部著作在“中介物”和“工具化的他者”两个方面中显示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赫洛的“闺房”、黛丝德蒙娜的“手帕”以及普莱恩从女主人那里借来的“衣服”都具有“他属性”。在“主人-仆人”的二元对立局面下，他们是主人自由支配的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可以说莎士比亚笔下的“闺房”和“手帕”是斯宾塞作品中克拉瑞贝尔“服装”的派生物，并且都在反面人物的唆使下被当作“中介物”使用。此外，与斯宾塞笔下的女仆普莱恩相同，赫洛的女仆玛格丽特与黛丝德蒙娜的女仆伊米莉亚是在主仆和夫妻地位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他者。她们是主体的附庸者，盲目听从邪恶势力的指挥，实际上就是被工具化的他者。

    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曾指出：“悲剧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到陶冶，而恐惧与怜悯之情可借’形象’来引起，也可由‘情节安排’来引起。”菲东作为诗中的悲剧人物，正好吻合其标准，出身比较高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爱毒友，犹如俄狄浦斯王一般，这个人物引起了读者的同情。他的致命弱点在于嫉妒心和鲁莽，最终成为“奥赛罗式”悲剧的原型。斯宾塞的高明之处在于首先从故事结尾揭示菲东的悲惨境地，而后又从脉络曲折的情节突出悲剧气氛。与莎剧不同，斯宾塞没有让读者享受到戏剧所特有的灵魂的宣泄（Katharsis），而是从寓教于乐的角度实现了伦理价值。

敛财的商人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以《仙后》中的财神玛门为原型的。作为邪恶势力试探正义的手段，金钱的诱惑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Tolkien）所创作的《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The Hobbit： The Desolation of Smaug）中喷火巨龙史史矛革（Smaug）就是为了聚敛金钱甘愿隐藏在黑暗的巢穴中，自封为王，蜷在洞中躲避天堂的审判。《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中那位家喻户晓的吝啬鬼夏洛克也可谓是视钱如命的典型。他以金钱为工具去操控借贷者巴萨尼奥，并以此威胁安东尼奥的性命，因此金钱在夏洛克手中就是操控他人的工具。

    作为《仙后》长诗中经典场景，盖恩爵士在“玛门洞”经受了金钱的诱惑。故事中玛门居住之地与撒旦的地域类似，同是沾有幽暗鬼魅的地狱气息。他自称是世界的主宰、天底下最伟大的神。玛门意在以尊贵的身份博取盖恩的敬仰，进而使他臣服于财富名下，达到腐蚀人性的目的。玛门可能就是夏洛克的原型。首先，他们都是边缘的他者：独居在洞穴内的玛门自封为王，以此躲避天堂的审判，夏洛克被排挤在白人世界之外，属于在族裔斗争中被排挤到边缘位置的他者；此外，金钱在二者手中都具有工具性：玛门以金钱为诱饵教唆盖恩爵士放弃节制美德，从而阻止亚瑟王寻找仙后，对金钱拥有强烈控制欲的夏洛克也试图利用高利贷报复白人社会。

    莎士比亚也创造性地改写了夏洛克形象。“节制篇”中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气息，盖恩爵士依靠虔诚的信仰最终克服了玛门的诱惑；然而，在《威尼斯商人》中波西亚依靠人类人文主义精神揭露并最终挫败了夏洛克的诡计。也就是说，斯宾塞坚信上帝的至高无上，任何自诩为王的行为都是对万能上帝的挑战；而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劝诫读者相信人的力量和智慧，敢于挑战世俗的诱惑。

    “愤怒”“嫉妒”以及“拜金”是节制美德的对立面，斯宾塞从愤怒的骑士、嫉妒的军人和拜金的商人三个故事讲述了塑造“节制”美德。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皆大欢喜》《奥赛罗》以及《威尼斯商人》中大胆借鉴并改写了斯宾塞的“节制篇”，凸显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从浓厚的宗教气息到自由的人文气息的转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