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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
2016年6月12日，成都，湿热。晨曦中，人们向一位老摄影人作最后的道别。两天前，这位已是84岁高龄的老者亦如平常一样，饭后戴上眼镜，安静地坐在了客厅沙发上。可是，在双手微微颤抖后，他却永远地睡着了。
他就是蓝志贵，新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金奖的摄影大师。从1951年至1970年，他用双脚丈量川藏公路，用镜头记录雪域高原，用数千张珍贵的底片串联起西藏民主改革波澜壮阔的二十年。
蓝志贵以其独特视角抓取的人文素材，是今天研究西藏文化发展的珍贵史料。
历史往往凝固于瞬间。千古圣地，沧海桑田。走过半个世纪的沉与浮，无论艰难险阻，还是笑语欢歌，这些经典的瞬间终成永恒的见证。
年少成名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蓝志贵曾笑称：“自己的摄影得益于各种机缘，进藏充满了戏剧性。”
1932年，蓝志贵出生于重庆巴县的白寺驿。因为家境贫寒，1945年他就当上了重庆皇宫照相馆的学徒。
重庆皇宫照相馆是当时陪都最为著名的照相馆之一。3年多时间里，蓝志贵学会了从拍照到洗印、着色等全套的摄影技术，成为这里的高级技师。
1949年，蓝志贵又在重庆高级美术专科培训班（夜校）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素描、色彩、构图等专业美术知识，并且接触了一些刊载西方美术史上著名作品的出版物，“这有助于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1949年的一天，解放军西南军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到照相馆照相，蓝志贵和另外两名年轻人缠着张国华要参军。张国华很高兴：“好哇，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随即，蓝志贵在重庆从一名照相馆技师变为解放军摄影师。
1950年，蓝志贵在乐山与战友们一道学藏语，筹备进藏。1951年，十八军进藏，蓝志贵用镜头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拍摄西藏的摄影人。
同是随军摄影师、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李荣卿回忆，摄影师白天除了摄影，还要艰苦行军，晚上洗照片只能找两件行军的雨衣，搭成一个小帐篷遮光形成暗室，锅碗瓢盆就是工具，底片洗得怎么样，只能点支香，在小红点下瞅。
进藏途中，蓝志贵拍摄完成的第一张照片是《翻越泥巴山》，军队沿着破碎的山体，呈“之”字形盘旋而上，翻过垭口，这张照片构图完整，蔚为壮观。
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在蓝志贵的记忆中，进藏过程并不顺利，在到达海子山之前几乎天天下雨、下冰雹。没有经验的他因为长期将脚泡在雨雪中，得了严重的关节炎。
蓝志贵病倒了。部队只得把他留在一位藏族老阿妈家里养了一个多月的病。病好后，他就跟随后方部队参与修筑康藏公路（现在的川藏公路）。
虽然未能首批进入西藏，但蓝志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53年，他准备随一个参观团奔赴朝鲜战场，路过重庆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见了他们。
蓝志贵受命在现场拍照，用的是一部16片的蔡司相机，3个闪光泡只打燃了一个，熟悉蓝志贵的贺老总当着蓝志贵上级领导的面说：“蓝小鬼，你那个照相机过时了，要换个新的嘛。”
后来，蓝志贵真的得到了一台莱卡M3和一台120德国禄莱福莱克斯相机。这两部当时最好的相机一直伴随着蓝志贵，直到他离开西藏。
“只要有摄影足也，其他的东西都无所谓。”蓝志贵说。
执着的蓝志贵用镜头记录了很多西藏无法重现的历史。在他留下的近万张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
1970年蓝志贵调往内地，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旅游天府》《西南旅游》杂志社摄影记者、摄影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中国现代摄影史研究者黄建鹏收集了蓝志贵的1000多张底片。1990年，当黄建鹏第一次看到蓝志贵作品的底片时，被彻底震撼了，他不敢相信上千张底片竟然历经几十年的风雨还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
“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暗房中对那些原底片进行放大时，心中仍然感到震撼，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系统的早期西藏影像。这些底片几乎记录了西藏风云变幻20年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黄建鹏说。
两获金奖
翻看蓝志贵留存的作品，他几乎没缺席过西藏从1951年至197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用丰富而简练的镜头语言留下了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瞬间。
蓝志贵的镜头里诞生了多个第一：汽车第一次进拉萨、拉萨的第一条柏油马路、西藏的第一次跳伞、西藏自治区成立……
1954年底，举世瞩目的康藏公路修到了拉萨。12月23日，通车典礼举行在即，蓝志贵拍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汽车第一次进拉萨》。
当时，蓝志贵找了一个很高的视角俯拍，整个场景一目了然。这张著名的照片曾经用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作品发表时，他仅23岁。
蓝志贵拍照片总是有出其不意的地方。
在拍摄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蓝志贵站上了房顶。他从房顶上揭开一片瓦，在仅有一个标准镜头的情况下，将整个大会会场装了进来。
今天，这张照片成为珍贵的史料。黄建鹏也翻找过其他人当年的作品，这是唯一一张能清楚反映当时主席台情况的作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蓝志贵大量的摄影作品发表于《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民族画报》《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国内媒体上，旋即引起轰动。他的作品还入选过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影展及全军展。
而真正让蓝志贵名扬天下的则是那张《拉萨节日的欢乐》。
《拉萨节日的欢乐》展现了西藏流传500多年的传召大法会期间布达拉宫脚下的狂欢场面。为了拍好这张照片，蓝志贵谋划了多年，反复寻找角度。
蓝志贵回忆，1955年，第一次看到传召大法会的时候，他就萌生了要把这一宏大场景记录下来的想法。但是，1956年他不在拉萨，没有拍成。1957年，光线不好放弃了拍摄。
1958年，已经对场景、整个仪式程序、人群位置变化等过程都了然于胸的蓝志贵准备出手了。但当时出于某些原因，这样的场面是不准拍摄的。他就把相机藏在皮大衣里，并事先联系好一间位置较好的民房。
蓝志贵找好独特的视角，静静地趴在屋顶上守候，构好了图，想好了如何表现。他在屋顶上等了6个小时，当狂欢进入高潮，“凯旋”的古装骑士进入场中央时，刚好有一束阳光从云缝中倾泻而下，照到场中央，与地面卷起的尘土交相辉映。
蓝志贵按动了快门。
蓝志贵认为摄影不仅是瞬间的艺术，还是造型的艺术，更是记录的艺术，而他把这些技巧运用到了极致。
照片拍成后，原本平静的蓝志贵有些激动。
“500多年的历史成为永恒。”黄建鹏说，蓝志贵用标准镜头，采用侧逆光突出现场的气氛，画面尽头高耸的布达拉宫和前面的表演人群、观看人群，一起构成了这个历史性的广阔叙事。
这张作品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1959年第二期）上，经摄影大师张印泉亲自放大后，由中国摄影学会选送到民主德国参加“社会主义胜利”国际摄影展，获得了金奖，这是新中国摄影师首获国际金奖。同年11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上，《拉萨节日的欢乐》再获金奖。
当年拍摄过同样场景的摄影师李荣卿说：“我们所有拍摄西藏的摄影者都为此感到高兴，他（蓝志贵）抓住了机会。”因为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作品能走出国门并获得认可，相当不容易。
2008年，《中国摄影家》第四期详细介绍了蓝志贵，其摄影作品《战火中追歼入侵者》《战区山高缺氧 战士艰难行军》入选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大型图书。
2009年3月，“见证西藏民主改革——蓝志贵西藏1950-1970摄影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国内外百余家媒体争相采访报道。而在以收藏西藏影像闻名于世的英国皮特里斯博物馆里，蓝志贵是被遴选出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10位摄影大师之一。
重现历史
在西藏拍摄的近20年里，蓝志贵不仅记录了西藏的各个重大历史瞬间，也同样把注意力放在了西藏社会前行的若干细节上。他将视角倾注于西藏的人文历史之中，给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灿烂人文影像。
1959年6月，蓝志贵随着民主改革工作队进入山南，他工作的县当年叫拉加里（今曲松县），在这里，他拍摄了上千张照片。
当年的山南，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大贵族的庄园，农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在拉加里，蓝志贵认识了50多岁的桑登，一个当地最苦的流浪农奴。
桑登被罚戴木头死脚镣，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住在破帐篷里，没有家人，衣衫褴褛，两条腿蜷缩着不能站立。
蓝志贵为桑登拍了一张照片。
西藏民主改革开始后，桑登的腿治好了，分到了自己的田，举着写着藏文“桑登田”的木牌站在路边欢迎解放军。
这样的场景同样被蓝志贵捕捉到了，凝成了另一幅作品——《桑登分到了土地》。至今，该作品仍不断拨动观者的心弦，再加上《丈量分得的土地》等照片，构成了完整真实的西藏民主改革图景。
1956年，蓝志贵深入察隅7个月之久，留下了许多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的宝贵记录，很多影像是无法重现的历史旧貌，成为绝唱。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付爱民教授在研究照片后认为，可以确定蓝志贵的这批摄影作品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影像资料，“不仅是唯一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在察隅，僜人的一位首领左胸前佩戴着奖励得来的毛主席像章。他告诉蓝志贵，自己不识字，大事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疙瘩，小事就打个小疙瘩。
“这不就是结绳记事吗！”蓝志贵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而照片《僜人少女》则是一张大景别的半身人物像，少女颈项上的配饰引人注目，甚至还有“袁大头”串起的项链，留下了那段历史里这一群体特有的人文印记。
《珞巴射手》《珞巴人群像》等作品则直接展现了这些少数民族当年的服饰、习俗等内容，这些跃动的照片比任何的文字记载与口述都更直观有力。
蓝志贵说：“我就是忠于历史！”
“图像鉴定了历史，甚至弥补和纠正了文献。”付爱民说。如今，电视剧导演遇到西藏题材时，也经常翻看蓝志贵的照片。他的西藏庆典节日系列作品《传大召·古骑士》《传大召·送鬼》《传大召·诵经》《萨嘎达瓦节》等，都真实地记录了西藏的风土人情。
蓝志贵的作品，有震撼人心的宏大场景，更有由表及里的人文关怀。他镜头里展现的人物，生动而细腻，都是普通人身上值得关注和展现的美。
在讲述《牧女》的拍摄背景时，蓝志贵说：“牧牛少女最吸引人的是那双呼之欲出的眼睛。”他经过观察，静待光线正好的瞬间拍了下来，画面里少女的眼睛如同在跳动。
《青青小河边》里的洗衣姑娘，《小牛犊》中的藏族男孩，《晚境》中若有所思的老人……这些画面跨越时空，把观者带回到50年前的西藏，触摸历史旧貌，感受人性之美。
艺术高峰
是什么造就了蓝志贵摄影艺术的高峰？是特殊的历史阶段，抑或是特殊的历史场景？
在老友黄世廉的眼中，特殊的时空环境，特殊的地域题材对蓝志贵不无裨益。但蓝志贵对自身内在的严格要求——敬业与专业，在那个年代的摄影者中不可多得。
“他对摄影的要求近乎严苛。”黄世廉对蓝志贵的摄影细节历历在目，这样的严苛建立在他早期正规的训练上。
蓝志贵会藏语，这大大方便了他与西藏群众的交流与拍摄。有时为了一张照片，他会细心揣摩几天甚至更长时间。
《吹笛少女》拍摄于日东草原，蓝志贵背的红包引来了公牦牛的追赶，紧急时刻，少女如银铃般的声音唤回了暴怒的牦牛。少女让出了自己的床给蓝志贵，他住上了一周，以至于少女的情人半夜前来，结果摸到了蓝志贵的头，引得少女哈哈大笑。
在那片草原上，蓝志贵拍摄了自己早期的彩色照片之一——《彩虹》。
中印自卫反击战期间，蓝志贵是两位战地记者之一。为拍到真实镜头，他们不顾高寒缺氧，冲到战士们前面进行拍摄。结果，同伴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自己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黄世廉回忆，蓝志贵很浪漫，追求艺术性，思想也开阔，想象力丰富。20世纪60年代初，西藏军区宣传处有6位搞摄影的，摄影家范石林给大家派活，蓝志贵完成的作品总是有特色，与众不同。
“他喜欢抓拍，拍最真实的瞬间，自然流露的瞬间。”当然，很多时候，蓝志贵不如其他摄影师完成任务快，因为他不将就，如果光线等条件不成熟，他是不会按下快门的，“必须是自然而成、自然流露”。
在黄建鹏心中，蓝志贵是一个有想法的记录者，对出现在镜头中的人、物、景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
而在冲洗方面，蓝志贵也一直遵循传统工艺，追求冲洗品质的完美。曾在1970年前后跟随蓝志贵学习摄影的吴城回忆，“他（蓝志贵）就专注于摄影”，自己配制显影液、定影液，对用光、光圈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蓝志贵把摄影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在拍摄完单位的任务后，他会自费买胶卷，留心于自己感兴趣的题材。
蓝志贵曾说，自己当年没有田野调查或人文关注这样的概念，但却止不住对西藏事物的热爱。“1954年12月进到拉萨后，我很快就喜欢上了那里的文化和风俗，藏族人在我眼里也淳朴可爱。有空我就背着相机出门，看到稀奇的东西拍下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黄建鹏说，现代摄影史的观点是，如果不留下原作，是不进入摄影史讨论的。对比当年一起随军进藏摄影的20多位同伴，很多人除了寄出去发表的底片外，剩下的基本都遗失了。而蓝志贵则把它们用专门的铁箱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了起来。
即便调往内地，蓝志贵舍不得的仍然是这些珍贵的底片，因为他从按下快门的时候就意识到：“要忠于历史，而自己拍的就是无法重现的历史旧貌。”
感谢蓝志贵，他使我们在时隔半个世纪后还能看到那二十年间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批影像也是我们能看到的较为系统完整的早期西藏现代摄影作品。
“无论是摄影技术还是审美视角，他都可以与欧美同时代的摄影大师相媲美。”中国摄影史研究者这样评价蓝志贵。日光城下，剪影斑驳，经筒轻转，风马摇曳。虽然斯人已远去，但蓝志贵的照片也随着历史，走过卫藏与康巴，永远地印在山河之间。
（本报记者 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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