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浙东学派研究误区拾零

    【国学漫谈】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慧眼独具地点出北宋以降学术日趋明显的地域化形态。而在群星璀璨的近世地域学术流派中，浙东学派的思想与活力的表现似乎更胜一筹，广受瞩目。近代以来，对浙东学派的关注有增无减，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但在欣欣繁盛之时，大量的错读、误解也随之俱来。这些误区既破坏了浙东学派的历史复原，亦严重羁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进程，故有盘点、梳理、反思之必要。

    其一，割裂心性与事功。浙东学派最初被朱熹斥为“功利”“重史”，明显带有贬低、责难的意味。后世学者虽有不满，但延继了朱熹的理解内涵，多指浙东的事功、经史之学。尤其经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谱系建构与宗旨揭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陡然成为此后浙东学派研究的圭臬。民国梁启超、何炳松等新史学建构者，为重塑民族信心，则有意凸显浙东之学的史学造诣。受爱国、民族主义的激发，抗战期间的学者，亦大力阐发浙东学派的史学、事功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内，在唯物、唯心主义的二元模式下，陈亮、叶适被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又不断催化学者对浙东学派的经济、货币、改革思想的诠释。经过百年的反复申说与共同推阐，史学与事功被单独抽离，成为浙东学派的两大标识。“有事功而无心性”“反理学的代表”，深深镌刻在诸多学者的头脑中。考察浙东学派“注重事功”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于近代以来学者的持续塑造。“史学”“事功”等特点、标签的揭橥，其实反映了近代思想家试图改造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寄托。

    其实，在大唱史学、讲求事功的同时，浙东学派的心性之学一直未曾衰歇，二者并行不悖，深深根植于学派思想之中。片面高举史学、事功，无疑抹去了浙东学派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在理、气、道、器、心、性等范畴的思想共通。考察浙东学派的发展源流，每一阶段均与心性之学有着莫大的渊源。北宋的“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九先生”皆是洛学、关学的重要传人。南宋的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与陆九渊同气相求，特别是吕祖谦有很大的心学倾向，而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也格外重视道德修养。清初黄宗羲则直接指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明儒学案·序》）。可见，在浙东学派的思想中，心性与事功的反向只是外在的显现，其实质却是内在统一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身上，这一特征有所侧重，呈现出某种显见的偏向。割裂浙东学派的心性与事功，一定程度折射出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偏差。因为宋明之学谈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说心性，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的宗旨是一致的。或许晚清温州学者林损对永嘉学派的清晰洞察，对浙东学派认识有一重要的启示。林损的《永嘉学派通论》认为“永嘉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谓心性者，经济之心性耳；非不习文章也，其所谓文章者，亦经济之文章耳”，“惟事功而无体，终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无用，终亦必丧其体，体用交丧，而人道于此尽矣”。永嘉学派在心性、事功、文章方面是绾合为一的，如单独以经济、事功来窥视永嘉之学，无视他们的心性之学，无疑割裂了学术的体与用的关系，不能有全面、准确的完整认识，“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离心性。事功与心性合，而后经济之真乃出。使永嘉之学独以经济为名，此固永嘉诸子之幸，而道之裂甚矣”。

    其二，沉迷旧说的“注疏式”研究。《宋元》《明儒》两学案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为后人观识宋、元、明三朝学术提供了重要窗口。百年浙东学派研究史显示，在两学案按语的启示、指引下，学界取得了众多醒目的成果。然而，两学案的篇目、文献是经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精心筛选的结果，其间糅合了编者的价值判断与主观意识。如《明儒学案》，乃是以阳明学为坐标构建而成的明代心学史。其“以得力著作者为真”的选择标准，也自然舍弃了诸多祖述朱学的学者。要言之，两学案是黄、全等人独到观点与喜好的反映，恐难当作宋明思想史的实录，亦不足以作为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而后世学者常不明此意，直接援引其中的文献，径自取代原典解读。更有甚者，单以学案中的按语作为预设与结论，尽力蒐辑史料，形成“注疏式”的层累研究。这不独误解了编纂者的本意，亦与思想的历史场景南辕北辙，旋走旋远。

    其三，循环于单一的研究视野与解读方法。近代以来，各学科卓然自成体系，但相互间的分离愈加明显。桴鼓相应的是，百年来对浙东学派的认识，多定格于哲学史、史学史视野下的观照。这些研究虽有力地还原了浙东学派所达到的哲学、史学高度。但单一视角与范式的循环往复，很大程度窄化、裁剪了历史的丰富面相，还直接导致两大研究弊端：一是遗漏众多所谓的“二、三流”思想家的解读。百年浙东学派研究，绝大部分扎堆于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这一类大思想家、哲学家的考察，而对大思想家门人与后学的钩沉，远远不足；二是长期陷入浙东学派是否成立的论争泥淖。众所周知，浙东学派是不断被建构、编织的过程。就历史本体论来说，它并非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争论的双方却依照现代或西方的学派概念，从师承谱系、思想异同等维度，在建构、解构中形成长期的拉锯战，无疑偏离了问题本意，还进一步助推聚讼的错综复杂。因此，在哲学史、史学史研究之外，如能运用社会史、接受史、知识考古学等视野、方法，深入考察学派的形成史以及后人为何不断强调、建构这一传统的背后诉求，或许能跳出无休止的纷争，更清晰地俯视浙东学派的内外问题。

    其四，地方意识的过度高扬。人文学科的研究，最有活力与生命的莫过于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但如果倾注太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以主观偏好随意剪裁文献，学术研究终将失去意义。反观百年浙东学派研究，也暴露出乡土关怀的过度问题。考察研究者的身份背景，很大部分源于浙江本籍。受桑梓情怀的驱动，许多研究缺乏客观理性，过于拔高浙东学派的历史地位，强调其学术思想的殊胜，可谓推崇多而批判少。如有的研究为标榜叶适的“崇义养利”思想，不惜扭曲程朱理学的义利观，认为后者属空谈心性之流。又如对浙东学派思想渊源的探讨，多凸显地域的“浙学”源头，而忽视异域及全国学术的输入与互动，遗忘了浙东学派的发展不仅是对以往浙学传统的传承，更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不断吸收与融汇，与当时全国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相一致的事实。因此，在主观偏好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价值中立与地域关怀的关系，始终是浙东学派乃至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能否具有生命力与公信力的关键。

    《管子·形势》篇虽说“不知来者，视之往”。但一味地以古为鉴，容易陷入历史的诸多误区而盲不自知。只有依据文献，走进历史场景，实事求是，盘点、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长短优弊，并从中吸取有益启示，才能走出研究误区，实现新的学术超越。亦唯如此，方能推进浙东学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通代与区域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