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中国话语 传薪绝学】

    训诂学是传统“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周代的学校分国学与乡学，其中包括小学与大学。8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并学习“九数”，这两门相当于今天的语文和数学。15岁入大学，主要学习礼、乐和射、驭。秦始皇初兼天下，讲求实用技术，烧毁经书，并有很严厉的“挟书令”——除幕府外，民间不能私自藏书。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需要将先秦经典发掘出来，于是有了经今古文之争。今文经是当时儒生口述记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撰写，古文经是修孔子宅时由壁中寻到的，用战国古文字记载。汉代设立太学，并立博士，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遂成为太学教材，解经成为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事宜。

    汉字是表意文字，古文经学家是利用汉字的字形来证实经典的意义，从而还原历史，解读经意。这就产生了将汉字形音义统一而整理典籍的“小学”。这里的“小学”不是小学问，在当时是大学问。因为它和经典捆绑在一起，是经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汉代就有人提出不可把它“降在小学”。隋唐时期文化尊汉代，将“小学”明确分为文字（形）、音韵（音）、训诂（义）三门。因为它以解读经典为宗旨，所以训诂学是三者的出发点，又是三者的落脚点。东汉许慎尽20年之力，作了一部《说文解字》，系统总结了汉字的表意特点，把文字和经典具体结合，也把文字训诂学引向科学。

    训诂学是解读经典的工具，它有三个基本方法：一个是以形索义，也就是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来解释古代典籍。例如，我们常常称胸无点墨、文化素养不足的人为“郁朴之人”，怎么解释？“郁”是“栯”的假借字，“栯”从“木”，是一种软核的野果，“朴”从“木”是没有加工的树干。两者都加工不够，内涵不足。所以《论衡·量知》说：“物实无中核者谓之郁，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文吏不学，世之教无核也。郁朴之人，孰与程哉”，就是要求官员需要学识，需要文化素养。第二种是因声求义，也就是弄清古音，才能准确理解古义。清朝两个大学问家戴震说“故训声音，相为表里”，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都是说有时候，了解古音，才能了解古义。例如，《论语》里，讲了一个子路和孔子一起出行遇到隐者的故事。隐者“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这里“食”应当读“sì”，“见”应当读“xiàn”，都应当读去声。因为这两个词都有“使动”的意思。“食之”是“请他吃”，“见其二子”是“让（子路）见他的两个儿子”，这是魏晋的经师的读法，因为那个时候才有了去声，主动和使动才分开读。第三种是因义证义。是利用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和引申规律来确证一个意义。训诂学有本义之说，从汉字字形上能够看出的意义是本义，很多引申义都是本义联想出来的。例如：“发”的繁体字写作“發”，从“弓”，说明它和射箭有关，射箭叫“发矢”，今天军事上早就不射箭了，可“发射”这个词还存在，一发炮弹、一发子弹，还用“发”作量词，都跟他的本义“射箭”有关。这三个方法合在一起，就是“形音义互求”。训诂学还有很多小的方法，都涵盖在这个总的方法之下。

    训诂学的材料有很多，主要是对古书意义的解读材料，一般分为随文释义（就是典籍白文下面的注和疏）、古代“小学”专书（字书如《说文解字》《玉篇》等，韵书如《广韵》《集韵》等，义典如《尔雅》《释名》等）和文史考据资料。

    中国典籍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书籍都是一卷、一本传抄的，整理起来没有科学的办法是不能得其真的，形音义各自都有发展，还存在方言分歧，读典籍会遇到很多问题。文字和音韵各自也有自己的难度，但训诂学离了这两门不完整。除此之外，还要懂得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学的知识和操作方法。三种训诂材料都有丰富的内容，问题也很多，要一步一步梳理。训诂学的难度还在于几千年的训诂材料缺乏通论，古人不事空谈，讲具体材料多，说理论规律大都融在材料之中，需要发掘、解俗，才能传授。所以，训诂学重在积累和基本功。培养一个训诂学有功力的学者，需要的时间要比一般文科长。

    训诂学在当代的普及和应用的价值很高，前辈师长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他带着我们创建训诂学的基础理论，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话语解读训诂材料，减少训诂学传授的难度。现在的训诂学，可以进入高校的研究生课程，这对深层的典籍阅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训诂学本身的种种综合性和潜在理论的不易理解，加上材料纷繁错综，一知半解往往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出错的概率会很高。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工作，还要加紧进行。（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