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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地方组织的发起地之一，法兰西在建党95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历史见证者的重要角色。20世纪初，在法国的巴黎、里昂等城市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诞生了一大批我党早期的杰出领袖。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记者专程采访了新里昂中法大学副会长阿兰·拉巴特，他回顾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我党领导人的旅法经历以及当时旅法党组织成立的历史。
赴法勤工俭学
阿兰·拉巴特在采访中向记者介绍，自1919年至1920年间，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的约1400名学生通过勤工俭学运动来到法国工作和学习。他们中涌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蔡畅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
19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勤工俭学的热潮下，12月23日周恩来乘坐波尔多号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随即前往巴黎。同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马赛。“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新的政治和精神思潮。”阿兰·拉巴特谈道。
掀起学生运动
由于一战后经济危机的爆发，当时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普遍生活贫困，物资缺乏，连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不能满足。此外，勤工俭学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提供辅助和补贴的政府组织日显无力。1921年6月，北洋政府以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为抵押来购买外国军火。消息传出后，在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率先起来反对。虽然抗议取得了胜利，但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下令停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使得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
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再次领导中国学生，开展了一场著名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党史称“里大运动”），通过和校方谈判、游行、占领当时作为校舍的圣依雷内堡等方式奋起抗争。阿兰·拉巴特表示，在当时法国当局的镇压下，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遣返，这其中就包括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他们回国后随即投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并与参加运动的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一起，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里昂中法大学与勤工俭学运动一道被永远地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建立旅欧党支部
旅法期间的种种经历，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比较，让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进步学生们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正是上述这些参加过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们，像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在巴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阿兰·拉巴特介绍道。
1922年6月18日，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18人，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同时“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内建议下，1923年2月17日，周恩来等人在巴黎举行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隶属于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1922年，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担任编辑，1923年6月，在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与周恩来一起被选为青年团领导。1924年，《少年》杂志改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小平则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版和油印。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旅馆内，党团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发表声明、宣言以及参加旅欧华人各团体活动时，都是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活动，直到1925年4月1日，刊物上才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义，发表《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旅欧党团组织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1923年2月增加到72人，1924年间发展到200多人。
阿兰·拉巴特最后表示，2014年3月，时值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里昂，并促成了新里昂中法大学的诞生，包括建设一座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以及一座中国—里昂关系促进中心。这将为中法两国未来在经济、文化、社会及学术领域的交流往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驻巴黎记者 黄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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