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人力资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源与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在于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则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是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因此，能够显著强化人力资本这个关键要素，就能够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长，保证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即在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条件下，传统动能式微而亟待启动新的动能。实现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这种动能转换的必要条件。我国自2011年以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处于负增长阶段，到2017年之前，劳动力供给的继续增长靠的是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根据人口预测，从2018年开始，劳动参与率提高不再能够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效果，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本身是人口转变的结果，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制约，关键在于劳动力数量的不足能否由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得到填补，这就对强化人力资本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有赖于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这必然导致人力资源将在产业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中经历洗礼，一些劳动者面临转岗的挑战。固然，增长动能转换决定的新岗位形成速度、更加积极就业政策下的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以及社会政策托底的保障程度，都决定了劳动者能否迅速而顺利地实现转岗，但归根结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能否及时获得转岗必要的技能，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得以分享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成果，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通过创业和就业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不可或缺作用。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考虑到教育的质量因素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而一旦加上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则更加明显。更重要的是，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则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是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因此，能够显著强化人力资本这个关键要素，就能够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中高速增长，保证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强化人力资本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教育提高新成长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现为人力资本增量的改善；二是通过培训提高在职劳动者的技能，表现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人力资本增量的改善通常会遇到障碍。我国在经历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这样的超常规教育发展之后，增加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难度明显增大，而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变成负增长，改善劳动者整体人力资本禀赋的速度也减慢。例如，笔者计算发现，如果教育没有大的发展，随着各级各类毕业生逐年减少，新增人力资本总量（新成长劳动力人数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出的总受教育年限增量）在2015—2020年期间将以每年1.6%的速度递减。因此，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都要求教育和培训得到更快的发展。

    强化人力资本的关键是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

    教育和培训是强化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教育作为人的能力的来源，是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发展机会均等化的关键领域。当出现劳动力市场失灵或者教育回报率悖论时，增加义务教育年限、构造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都是解决人力资本积累面临问题的有效办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得到了突出贯彻，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例如，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2009年最高点的2.67下降到2015年的2.38，降幅达11%；全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点的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降幅达5.9%。然而，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来说，这一改善速度仍是不够的。改善收入分配既要靠市场机制为主的初次分配也要靠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提高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水平，属于再分配领域，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在于为社会成员创造均等的机会。教育作为人的能力的来源，是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发展机会均等化的关键领域。

    通过教育发展从技能、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三个方面全面培养人力资本，需要了解其各自的教育规律和经济学含义。研究表明，在这三种能力中，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的技能培养，具有私人回报率最高、社会回报率相对低，以及市场外部性相对小的特点；与之相比，普通学校教育培养的认知能力，社会回报率提高，外部性增大，私人回报率相对降低；而主要靠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培养的非认知能力，则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最显著的外部性，相对小的私人回报率。因此，按照社会回报率排列，可以得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这样的顺序。毋庸置疑，政府投入的优先序也应据此排列。

    强化人力资本的关键是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需要实现教育的超前发展。提高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面临的一个障碍是，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负担的直接教育支出绝对水平和比重仍然较高，低收入家庭承受力不足。而且，工资上涨造成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攀升，家庭缺乏教育支出激励。当出现劳动力市场失灵或者教育回报率悖论时，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如把9年义务教育分别向前（学前教育）、向后（高中）延伸3年，扩大政府埋单的范围；与此同时，按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思路构造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都是解决人力资本积累面临问题的有效办法。

    通过增加投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教育数量和质量双提高

    按照社会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可以得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的顺序，政府教育投入的优先序也应据此排列。对于那些社会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比如学前教育，可以按照公共品生产领域原则进行管理，加大政府投入比重，而对于私人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比如高等教育，则应加大市场筹资比重，完善竞争机制。

    中国是否到了把学前教育和高中纳入免费义务教育的阶段？首先，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的赶超，既能以快于前者的速度增长，也会在尚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阶段上，以明显的幅度减速。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及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教育必须保持尽可能快的发展。其次，中国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明显的教育负激励，唯一出路是政府介入，加大公共投入规模和比重，实现教育超前发展。

    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已超过GDP的4%。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将继续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该比重也是需要的。与此同时，更为合理的途径和更加紧迫的议事日程，则是改革教育的投入机制，调整配置结构，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目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政府教育投入的分布存在着不均等的现象，意味着资源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因此，一方面把公共教育资源优先用于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另一方面按照社会回报率的顺序确定政策优先序，既可以缩小教育差距，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也可以显著提高资源效率，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

    如果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培养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根据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的外部性特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不尽相同的途径。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可以通过消除资源不足环节的瓶颈约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改善整体教育效率。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的关键，政府应切实降低该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为他们创造继续上学及至就业的平等机会。

    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有效途径。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的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对于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在高中阶段的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大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政府应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即使不是义务教育的话）。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要靠竞争获得，这就要求推进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创造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也有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特殊问题，把共性与特性合并起来分析，才能得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任何良好愿望和完美设计，终究需要与激励机制相容，需要靠竞争产生的倒逼压力，才能变成实际表现。

    总之，教育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应按照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的特点，特别是其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的相对重要性，分别施策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对于那些社会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恰恰可以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率，有助于人力资本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可以按照公共品生产领域原则进行管理。而对于私人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则应该通过改革矫正市场信号，搞对激励机制，加大市场筹资比重，完善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双双提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