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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留住历史记忆】
“我要为天津老城留下影像，也要为市井生活留下一点记忆。”这是张建，一位平凡记者坚持了十年的追求。
张建当过翻砂工、厂报记者、工会干部。1995年他调入《今晚报》时，许多人认为他已经圆满了：得过大奖，出版过专集、办过影展。但张建总觉得有一些缺憾：“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老城厢没了、大直沽没了、南市没了、铃铛阁没了、堤头没了……”在灯下翻看多年来拍摄的照片，张建常常彻夜难眠，为这些消失的老地方扼腕叹息。
张建说，多年来只要一听见“拆”字，他的心就“咯噔”一下，他与收旧家具的、收古董的、收破烂的为伍，穿行在满目疮痍的老街旧巷。2003年，他在老城厢连续跟踪8个月，拍下不计其数的照片，同时“眼巴巴”地看着这座600年的老城被夷为平地。所幸的是，他把几百个“老天津人”的生活形态拍了下来。
转年，他又投入到老南市的拍摄中。他盘算着，有了老城厢的“雅”，再加上老南市的“俗”，算是给天津卫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勾勒了吧？但思来想去，他仍觉得不够：只有将“老天津人”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才更有价值。于是，除了相机，他又拿起了笔，这才真正走上口述历史的道路。
从2007年开始，张建一有闲暇就走进一条条胡同，敲开一户户房门，寻找有故事的老人、拍下有特色的老物件、录下亲切的乡音。为了完成这件“既艰苦繁杂又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整整10年，他付出了巨大心血，同时也收获了无尽的快慰。2015年6月，他的《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堤头与铃铛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建深情讲述了这些年“记录乡愁”的甘苦与感悟——
堤头，说不完的故事
位于河北区西北角的堤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却也是天津城历史最久远、人文特色最浓的地域。堤头曾经只是北运河东岸的一片荒地，明永乐年间一批移民来此定居，或事农耕，或事渔业，或事船工，遂成村落。清人有诗描述：“暮烟群树合，渔火远滩明”。
2009年初春，河北区开始拆迁堤头，我有了紧迫感：要尽可能为堤头留下完整的影像！堤头确实不大，主要街道一共6条，最繁华的“堤头第一街”也不过几百米。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条街上仅店铺就有70多家。在几位老住户的指认、回忆下，我基本复原了20世纪50年代这条街道的真实场景，并绘制出较为详细的示意图，包括店铺排序、经营项目、掌柜姓氏等等。
堤头胡同命名方式，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种属于约定俗成的，胡同形成初期根本没有名字，老百姓按形状或特点随口称呼，比如“裤裆胡同”，就因为该胡同分了俩叉，犹如两条裤腿。后来规范地名时，把不雅的称呼重新命名，“裤裆胡同”改为“福香胡同”。一种是依大户人家的声望命名的，比如堤头第一代首富“姜百万”，由于他的房产布局形成了三条与之相关的胡同，便起名“南姜胡同”“北姜胡同”和“万字胡同”。还有一种是以商家的名称命名的，如“西兴泰胡同”“德聚胡同”等，都是当时私人企业的字号。
堤头的独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堤头相对比较封闭。二是由于码头的存在，使堤头人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在考察中了解到，居住在堤头的老住户，其祖辈几乎都与码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扛活的、“挑八股绳”的、捡碳的成为堤头一带的谋生主体。在堤头随便问一户住了多长时间，他都会告诉你起码有四五辈。曾有位老爷子，指着60多岁的邻居开玩笑说：“当年生他时，我给买过红糖。”聊天、抬杠是堤头人的民风之一，他们说，“过去在码头等活时，闲着难受就凑在一块胡侃，拿趸来的故事过个嘴瘾，尤其在堤头谁跟谁都认识，有点嘛事传得可快呢”！这种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客观上起到了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承袭作用。
在堤头，渡口和码头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或谋生场所，由此引发抢地盘、争码头、当老大的风气，逐步形成了罪恶的产业链，打打杀杀时常发生。为了“出人头地”，不论家境多穷都要送孩子到堤头小学念书。随着文化素质的提升，居民也逐渐讲究起生活品位。集资兴建的清善堂公所，就是这里的文娱中心，名扬津门的“庆云高跷老会”不但是公所的台柱子，而且百余年来完全由民间资助，充当起“文化使者”的重任，保持着与外界的交往。
在堤头，我选择了20名采访对象，既有豪门商贾的后裔，也有世代打拼的草民，既有开炭厂的、干水铺的；又有开杠房的、干脚行的，虽说不能囊括堤头人所有的职业种类，但基本可以勾画出堤头五行八作的人文特色。
听“老南市”讲老南市
我从2003年的11月份开始涉足老南市。有人说，老南市是肮脏的、黑暗的……那是你真的不了解历史，不懂老南市。林希先生曾经说过：“天津人在‘三不管’里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天津独特的文化模式。”
在与“老南市”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对南市的感受和诠释也不同，特别是一生与南市结缘的“老南市”，他们所指认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是以往书中没有记载的。在搜寻“老南市”的过程中，我重点把握两个基本元素：一是在南市连续居住几十年以上；一是个人经历与南市密不可分。这样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在9000余个家庭中，确定访谈对象。
访谈的过程，可以说是深入解读“老南市”的过程。我倾听了从5岁随父亲到“燕乐”听戏，至今80多年痴心未改的戏剧人生；倾听了七八岁就在“三不管”卖蛐蛐、卖家雀，70年后仍在南市摆摊的谐趣故事……这个过程，也让我对摄影有了新的感悟。起初在实施这个专题时，我用心最多的是画面的表现力，侧重于镜头感，而做了几个专访后，我发现文字和图片的分量同等重要，甚至文字的记述比图片本身的价值更高，所以我在处理文字和图片的关系时，力图通过“老南市”的不同经历增加图片的感染力。在增加图文的信息含量上，我一是即兴选择采访地点，或胡同，或家里，看似随意实际上是理智安排不同的场景。另外是在与被访者交谈时，不因拍照而干扰对方的思绪，采取抓拍，或在交谈过后拍摄“纪念照”，其目的是要使“老南市”这组群像更丰富、更动人。
铃铛阁——天津卫的“宝”
“天津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鼓楼拆了，炮台倒了，铃铛阁遭火烧了。三件宝贝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可惦记的呢？2008年我沿着复兴路往红桥区方向走，见铃铛阁大街口上的老门楼子很是气派便径直拐了进去。这一拐，仿佛拐进了早已消失的历史。
此后一年多，我就“泡”在了这里。访谈在艰难中进行，老宅在不停地消失，直到许多胡同连影子都没有了，我还在努力地搜寻着即将流失的记忆。铃铛阁的采访难在哪儿呢？一是这一带有资历、有阅历、有能力讲述铃铛阁的老人少之又少；二是一些老住户因历史的缘故，不愿再回首家族及个人的往事，逆反和防范心理较重，很难进行轻松的交流；三是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散乱口述很难得到充分的印证。尽管如此，我仍然寻访到20位土生土长的“老铃铛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104岁了。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切入点，追述了曾经的铃铛阁面貌和曾经的铃铛阁传说，归结起来至少证明了两点：一、铃铛阁因城而兴。没有老城里就没有铃铛阁，铃铛阁是老城的外延，更是老城的补充。从生活方式上来说，铃铛阁地区凸显了以加工业和物流业为主的独特功能。二、铃铛阁因人而旺。铃铛阁是个回汉杂居的区域，又是个贫富落差极为明显的地方，几百年间之所以能够形成巨大的包容性及平安相处的局面，无不体现了铃铛阁先民的开放意识，围寺而居与勤劳致富是铃铛阁人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洋楼、四合院与窝棚、土坯屋共存，信佛的信教的相安无事，开工厂的摆小摊的拾遗补缺阙，从而聚拢出如马家店和三角地那样高度浓缩地域文化的繁盛之处。
在完成了20个寻访目标之后，我下意识地又去了一趟铃铛阁，这一次心情大不一样，望着满目疮痍几近消失的铃铛阁，我反倒平静了许多，因为在这里我真真切切地付出了心血。
令人惆怅的西沽
我的好友王振良说：“西沽有东西。”西沽确实积淀很深，老天津卫的许多特征在西沽依然能够搜寻到，并且原汁原味。这里百年以上的老住户还有很多，那一带的街区形态依然如故。从2011年5月27日采访第一个老西沽人，到2013年7月20日接触最后一个受访者，前后历时两年多。本想访问20个“老西沽”，加上前期采访的80多个原住民，正好完成“百人口述老天津”这个选题。可是，欲罢不能啊！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半夜惊醒，眼前不时浮现着一个又一个沧桑的面孔，耳畔不时回放着熟悉的乡音，纷乱的思绪一直漫延到天亮。西沽成了我的一个牵挂。
在这里我最终采访了61户80多人次，他们分布在西沽的31条街巷中，涉及目前已消失的传统行业十多个，拍摄图片千余幅，整理访谈实录10万余字。在整理和编辑上百小时的访谈录音时，我尽可能复原每个受访者的个性特征和纯正的天津味儿。尤其那些被西沽人口口相传的、接地气的小人物，诸如“李滚子”“赵小辫”“杜大胡子”，有朝一日很可能成为天津民俗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
每次走进西沽，总有不少熟人跟我打招呼：“可有日子没来啦！”每当此时，我心里总有些愧疚。毕竟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跟我讲西沽、聊家史，不单单是我爱听，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我把他们这辈人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记载下来。有时胡同里的邻居见我采访，还会跟我絮叨生活怎么不如意，老人们就一个劲儿地替我解围：“人家不管这段儿。”
西沽的百姓渴望走出破败、凌乱的棚户。可这里是“天津最后的历史街区”，拆迁的消息总是“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我采访的两年里，已经有6位受访者相继离世，很多老人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那个院子，他们期待了一生，还是没能走出去。我为此惆怅，为“老西沽”们……
记者手记：
这些年来，张建一直跟“老东西”玩命，先是拍摄“最后系列”专题，比如：《最后的火车》《最后的摆渡》《最后的道口》《最后的浮桥》等，而后搜寻老照片，并依据前人拍摄的地点、角度，“老景新拍”。文化学者姜维群评价说：张建的《口述津沽》就像是一座“手工作坊”，一丝不苟地用最原始也是最笨拙的方法“缝缀”平民历史。书评人朱晓剑盛赞张建的影像和口述记录是有“非凡价值”的，然而这样的记录在当下中国还是太少了。毕竟在每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总有故事和人物会消失，最后成为传说。（本报记者 陈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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