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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0日 星期一

    秦人追梦900年

    作者:彭曦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0日 16版)

        从被周武王流放到秦帝国成立,秦人经历了长达900年的追求强国梦的历史。秦人的强国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烈、最成功的强国梦,对当今我们奋发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强国梦的征程,最具深省和现实的启迪。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秦史是一部最佳教材。撰写好、讲析好这部追梦史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任务。

     

        

     

        当代考古的大量新发现,与综合文献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清华简》的研究,充分证实秦人的祖居地是在今山东省莱芜市境内大汶河上游的支流瀛水,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是历史上颛顼帝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文化系统,是以鸟图腾为崇拜的庞大族群。秦以居地瀛水为姓氏,故称嬴秦。嬴秦是多个部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史记·秦本纪》说,嬴氏部族首领“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近年发现的《清华简》证实,这支嬴秦部族因助殷商帝辛(纣),反对周武王伐殷,而被周西迁流放到今甘肃省东部天水市西北的“朱圉”。经实际考察,今“朱圉”地名尚存,故此为信史无疑。

     

        这支因佐殷而失败的嬴秦,被强制迁徙于文化落后、诸戎环围、存亡未卜的险恶环境中,曾遭受到诸戎的敌视欺凌。西戎曾先后“灭犬丘大骆之族”。“杀秦仲”,可知嬴秦在与戎族斗争中有过巨大的牺牲。但正是在这种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嬴秦不断汲取教训,汲取戎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巨大的包容襟怀,不计流放迁徙之仇,与周修睦,积极学习周的先进文化。更从周人最初为避戎俗从落后文化环境迁至周原而得到兴起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故嬴秦亦采取了南迁之策,从诸戎环敌的朱圉迁至今甘肃省礼县。这里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上游的中间地带,人文与自然环境远优于朱圉,是一处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这种避戎之迁,与周人早期为了彻底抛弃落后的戎族文化而南迁于岐阳周原之举,极为相似。

     

        嬴秦在以今甘肃省礼县为中心的地区,得到了相对长期安定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从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的大量金器、青铜器中,我们看到秦族在此得到了与周文化迅速融汇和发展的真实足迹。秦与周文化的相融,取得了周对秦的信任、结盟、互援。周视秦为可以信赖、可以“保西垂”的忠实伙伴。秦族在生死存亡的命运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灭亡的命运。不但实力超强于诸戎,而且具备了在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之际,以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雒邑的强大实力,取得周赐以“岐西地”,进而向东进据关中天府。襄公“始国”,荣登诸侯王国的地位。

     

        秦族在失败、生死难卜的恶劣环境中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知危思安,知难而进,知困更励,愈挫愈坚,浴火而新生。秦人这种极其顽强奋发的族性,是东吞六国、以一统天下为己任的先兆。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神经和灵魂。秦族学习融汇周文化,是其能够在失败、屈辱的命运中得以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秦族学习融汇先进的周文化,首先是学习周文化中管理国家的官制。一个国家要在顺乎时代要求的环境中有序发展,必须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系统中有整套有效管理的法理体制。嬴秦早期的管理体制,应是那种部落族群约定俗成的制度和习规,但自文、襄二公始,秦的官制,基本上是采取了《周礼》的体制。这可以从早期的秦诗如《石鼓文·吴人》等文献资料中得到充分证明。

     

        其次是文字、文学、书法、艺术等。嬴秦西迁之前辅助殷纣之时,殷商甲骨文已是中国最初的成文记事文字。据此推测,嬴秦亦应有记事文字。在被西迁之后,更加积极学习周人的金文,如秦庄公的《不其簋》(西周宣王时器),便尚未脱离西周金文中那种浑厚庄重但少流畅的特征。但至春秋早期,便开始形成了秦金文的书法风韵,如《秦公及王姬编锺、编镈》。至春秋晚期,如《秦公簋》《秦公镈》便明显脱离了周金文中厚重凝滞的书艺特征,而形成了秦金文纤细、流畅、挺拔、俊美的风韵。其笔锋之犀利,如殷商之甲骨。

     

        在文学领域,从《诗经·秦风》中的《车邻》《小戎》《蒹葭》,以及《石鼓文》中的《车工》《田车》《銮车》《作原》等篇审视,可以说与周诗的文学风韵并无差别。从文学审美意识来看,秦诗和周诗同属一个文学体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嬴秦在西迁之际,就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西周之兴,重用人才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秦人重视人才,更甚于周。人们所熟知的如百里奚、蹇叔、孟明视、商鞅等众多足智善谋者的史迹可以充分证明秦之重用人才,不惜采取超常策谋,不计友国敌国,且用才不疑。这给后世治国兴邦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史鉴。

     

        公元前225年,秦伐楚,弃老将王翦之策而大败。秦王政(称帝之前名)亲赴频阳(今富平县),向王翦登门检讨谢罪,并再次起用王翦,终于灭楚。此行此为,试问后世帝王中能有几人做到?

     

        

     

        秦史是一部不断变革图强的历史。其例甚多,而最典型最惨烈又最成功且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商鞅变法。秦孝公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危机感中,重用商鞅。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既得利益的保守旧势力之间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变法成功,影响深远。但旧势力的反扑,致商鞅身受车裂之刑。

     

        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都会遭到旧势力既得政治、经济巨大利益者们的反对与破坏。当今亦然。唯愿我中华民族今日之改革开放,能汲取历史之启迪,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使改革获得最大效果。

     

        

     

        秦国是我国古代深悟“发展是硬道理”的典型诸侯王国。秦自立国之后,对农业、官方手工业中的冶金、制陶、造车以及交通、建筑等有关强兵强国的事业,持久地重视。

     

        秦深悟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所以秦之重农国策使秦国农业长期高于东方诸侯。最著之例之一是众所周知的“泛舟之役”。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大饥荒,向秦国求济。秦穆公出售存粮数万斛,并动用大批船只从今凤翔的雍都,顺渭河东行至晋国的都城,解救了晋国的饥荒。《左传》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另一则考古发现是秦国于春秋战国交替之际,改变了自古以来以地窖储粮的落后传统,在地上建仓储粮。因为以关中凤翔为中心的考古中,发现秦墓中多有以圆形陶仓为明器以表明其墓主人生前的财富,而同期全国各地则罕见。所以考古学家们肯定是秦国在春秋末期,因农业发达,粮食丰收,地窖储粮量小且易霉变,从而在地上建仓储粮,是中国储粮史上的一大贡献。宝鸡因秦在此建有大量粮仓,故有陈仓之名。

     

        秦国的冶金业,尤其是冶铁业,长期居于各诸侯国之首,1992年宝鸡益门2号春秋晚期秦墓,一次出土金器三公斤,同时出土的20余件金柄铁剑和金柄铁刀,震惊学术界。只有有了钢铁,才镌刻了花岗石质的秦石鼓。恩格斯曾赞美人类的铁器时代是英雄时代。秦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先步入英雄时代的诸侯王国。当今人们只要看看秦始皇博物院中的两乘铜车马,就足以想到秦国在冶金事业中创造的那种非凡辉煌。秦国首创工艺制造中的实名责任追责制度、工艺标准化的制度。

     

        秦国造车、制陶、制革的质量数量,亦长期居于各诸侯国之冠。至于水利事业的业绩,郑国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被确认为当时的世界之冠,惠泽及今。

     

        在撰写此文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邓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秦国之兴发史,对我们今日之伟大的强国梦,实在是有太多的启迪。“历史是人类的老师”,信哉!

     

        六

     

        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归一之后,曾五次出巡。第一次出巡便是东上泰山,又“并勃海以东”。他东巡观海,对海洋产生了极大的索取幻想。所以派齐人徐市(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公元前210年,他“上会”祭大禹,望(祭)于南海。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些作为秦始皇为求个人的长生而为。这种理解多有不当。我们应该把他作为中国史上最早对海洋生情,并欲对茫茫大海开始探索的第一人。他是从大陆面向海洋欲索取财富的启蒙人、先觉者。

     

        与此相关的佐证,是当代考古中的一处重大发现。1974年在广州市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处大型造船工场遗址。遗址在地面以下5米深处,有三个巨大平行排列的船台。1975年试掘了其中的1、2号船台,对3号船台作了钻探。1号船台宽1.8米,长度约30米。2号船台宽2.8米,长度大于1号船台。船台与滑道结合,形如现代的铁轨,由枕木、滑板和粗壮的墩木组成。经炭14测定年代,距今(1974年)为2190±90年,亦即公元前240年左右。上限为秦始皇统一岺南时期,下限为西汉文帝以前。考古报告说:该遗址的发现,为推算秦时所造船只的大小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当时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依据2号船台的规模,应当能够制造出适于近海航行的较大型船舶。西汉时期的大型航海楼船,可能亦当出自此处,或类似此处的造船工场。

     

        这处重要的考古发现,可以充分证明,秦统一六国,特别是统一岺南沿海地区之后,并没有望洋兴叹,而是以实际行动开始对南海进行最初的探索和开发。中国人最初对海洋进行探索和开发。以实际行动开始走向海洋,应自秦始皇帝国开始,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2015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路透社采访,谈到中国的南海问题时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利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有关行动,是维护自身领土主权的正当反应。上述文献和考古中的重大发现,足以证明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对南海的领海和领土进行开发。

     

        秦代以后,西汉武帝建造了当时东方庞大楼船舰队,以儋耳、珠崖二郡(今海南省)为基地,已经占据有今东、中、西沙诸岛屿。历代均有巡视南海之举。其中宋、元、明三朝对中、东、西、南沙诸岛屿、沙礁考察、绘图、命名最勤,尤其是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南洋,远达非洲,用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珠宝器访问南海及非洲之间三十多国,与之互通友好,使南中国海筑成了中国与周边三十多国的长期友好互访之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今菲律宾之三宝颜城、印尼之三宝垄城,皆为纪念郑和而命名。郑和这位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详考南海,使南海成为世上最和平友好的海洋。以上不但有大量史册、专著记录,更有当代水下考古,在南海发现的多艘宋、元、明时中国商船可证。中国是南海诸岛最早的发现、命名、开发之国。

     

        

     

        秦人追求强族梦、强国梦的历史约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部族能在历史上走过这么长久的征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王朝能给后代留下走向强国梦的这种大智启悟。一支曾被失败、流放、惩罚到几乎绝望的部族,在险恶的历史烈火中经过多次的浴火重生,终于占得了一席之地。

     

        秦人的强族强国梦,在中华民族生息的大地上,留下的遗迹之多之贵之美,实在是空前绝后:山东莱芜的嬴城遗址,未立国之前的今甘肃省礼县秦西陵西邑,文公东猎的千渭之会,宪公的平阳都邑和地下陵寝(近年已探明确),德公雍城大都和近三十平方公里巨大的王陵区,献公东进中的栎阳城,孝公的新都咸阳,昭襄王和王母宣太后等人的秦东陵(又称芷阳陵),辽宁省绥中县的秦碣石宫,秦始皇帝的阿房宫及数以百计的离宫别馆苑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帝陵及陵区的兵马俑坑,以及已探明已发掘和未发掘的180多个俑坑。更有厉公的堑河旁,灵公的城堑河滨,简公的堑洛,昭王的“拒胡长城”,始皇帝的万里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能在地球村中留下这么多令人向往、令人惊叹的遗产。这众多秦人留下的遗迹遗产,每一处都在鸣奏着秦之强族强国梦中的悲壮和胜利的英雄交响曲,每一处都在鸣奏着昭示后人前进的新目标和大智慧,这是一座庞大的智慧宝库。

     

        面对以上这庞大丰厚的秦文化遗产,我们需要组织与此相关的社会科学、工程与自然科学的联合协作,必须有国家对此设计出总体性、长期性的发掘、保护、研究、写作的系统规划。当前最需要的是对众多遗迹遗产的保护工作。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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