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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0日 星期一

    问诊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格局

    作者:苏勇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0日 13版)

        【文论之苑】 

        文学批评并不是外在于文学活动的附属物,它是整个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会对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理论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我国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信力匮乏、阐释力苍白、主体性丧失的问题。换句话说,当前不少的文学批评是失职的、失效的、失语的。

     

        一是当前文学批评的主导范式对文学本体造成伤害。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批评理论纷纷涌入国门,但当前文学批评的主导范式仍然是社会学模式。这一批评范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主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无疑,这一批评形态有其无可替代的功能或作用,但其缺陷就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即容易忽视文本自身的特性。

     

        这一批评观念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分析和评判,不仅如此,它还催生了一批懒惰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批评家。特别是在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的指导下,似乎只要知道了作品写作的背景、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故事梗概,就可以对作品指手画脚。就拿《封神演义》这部小说而言,我们翻遍几乎所有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对其评价几乎都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视角下进行阐释。惯常的做法是将一个非常丰富的“封神”的故事置换或压缩为一个武王伐纣的故事;一般都认为这部小说托古讽今,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揭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教训,对封建君主暴政和封建伦理观念做了一定的批判,不足之处在于肯定封建王权和神教。这种说法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样的解读几乎和文本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阅读作品,只需要知道《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和故事梗概,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显然,这种批评范式严重扼杀了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艺术性;同时,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变得可疑而尴尬,在很多人看来,某些文学批评家的真正身份或许是庸俗社会学家。

     

        二是形而上学的批评传统使得批评丧失主体性。形而上学批评主张单义性阅读,认为文学作品都是某一观念、某个外部世界的派生物,因而,这些批评总是将所有的作品都变成一个文本,或者说,总是喜欢把此文本置换为彼文本,用一套自己熟悉的符号或符码来替代文本。所以弗洛伊德主义总是千篇一律地将文学同力比多、无意识联系起来,结构主义总是指望着一句话道尽文本的玄机,而女性主义则永远看到的是被幽闭、受损害的女性。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批评传统不过是一套隐喻结构,所谓的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不过是将关于存在的虚构转变为虚构的存在,与其说批评解释了文本,毋宁说只是以隐喻的方式重新构造了一个文本。

     

        同时,形而上学批评各形态之间又具有强烈的不可通约性和排他性,它们在话语、方法、范式、观念等方面都自成系统、自圆其说并各自为政,都认为自己揭示了文学的本质。无疑,这些批评理论都是批评史上的伟大洞见,但不幸的是,正如盲人摸象一样,它们各自把握的不过是文学的某个局部,所以当某种具体的批评形态在为文学理解打开了一扇门的时候,也旋即关上了其他的门。而更为不幸的是,它们毫不费力地使阅读变成了某种批评理论的一个效果,或者说一种功能。专业批评家大都接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理论的教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某种批评形态内在化了,因而他们阅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无意识中就已经教条化了。阅读变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行为,在此意义上,批评不过是某种形态的批评理论在自我言说,批评家在解读文本时完全变成了一个毫无自我的、无声的、机械化了的意义生产车间,变成了某一批评观念喂养下的集体读者的一分子,变成了话语结构中被操纵的一个构件。因此,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批评家的主体性。

     

        或许,是时候回归侧重于“体悟”的批评传统了,转向古代那种具有审美式、情感式、经验式、个性化又处处彰显“阅读主体”的丰富的生命体验阅读模式。于我们的人生、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它更是一种自由自觉、更加接地气的生命活动。

     

        三是批评家屈从于权威话语,使得批评缺乏新意。学术的精进、知识的革新总是离不开“强力”革新者的追问、质疑和挑战。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当然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但是也与那些敢于向传统挑战并身先士卒的“强力”革新者密切相关。他们能够在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敏锐地发现并把握住变革人类物质或精神领域的方法或秘诀。文学批评领域亦如是,那些开先河的批评家,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惊人的创造力以及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颠覆着人们对文学的传统认知和理解。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德里达等,他们的理论让文学批评在话语和观念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显然,这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原创性的,并且能够科学解释我们当前文学现象的批评理论,在我国文学批评界,仍然还在孕育之中,一些优秀的批评家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既有的批评理论,他们正竭尽所能地开垦着文学批评的领地,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但更多的批评家仍然过分屈从于前辈强力批评家的话语,放弃了自我更新的潜能,其结果便只能是亦步亦趋。要知道,西方那些较为成熟的、受到广泛认可的批评理论都有其极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各种批评形态从来都不是向壁虚构,都是在继承之前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勇于突破创新,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流派。众所周知,就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与勇敢突破是密不可分的。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唯权威是瞻的情况更为明显。例如在文学史的撰写中,某些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与权威评价亦步亦趋。当然,同那种肆无忌惮罔顾事实的歪批恶搞相比,唯权威论的批评看上去似乎更为稳妥,但往往也缺乏新意。批评家对作品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植根于文本,而是囿于某些权威的论断。这会直接影响批评家对作品做出公正合理的阐释。

     

        四是价值评判功能的缺失导致文学批评公信力丧失。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具有描述、阐释、评价和规范等四大功能,其中描述功能和阐释功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评价功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批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描述和阐释上,更应该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将文学置于一定的价值关系中,并依据一定的价值尺度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受西方某些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评价功能逐渐被批评家们淡忘了。有学者指出,文学批评不需要进行价值评判,批评家不需要执行“法官”的功能,因为每个人对文学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批评家没有资格对文学作品说三道四,只需要对文学艺术进行描述和阐释就可以了。这样一种批评风气使得文学批评丧失了它应有的品格,直接导致批评公信力的弱化乃至丧失。

     

        我们都知道,文学是写人的、人写的、写给人看的,文学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人。因此,毫无疑问,文学是人学。如果说我们的人性无可避免地要徘徊于神性和兽性之间,那么文学批评家有责任召唤并鼓励这样的文学,并且要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对立面:这种文学会让我们的人性朝着神性的方向生长,能够敏锐而深切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与现实世界的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能够合乎历史理性、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地描写生活、表现生活,能够将书写的笔触落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能够将我们在通往自由王国道路上的美景与路障充分揭示。总而言之,它能够让人的生命变得高贵而飞扬。当然,文学批评的评判功能还表现在美学、哲学等多个层面上,布罗日克认为:“只有在评价中,现实才表现为道德的、审美的、功利的等范畴。”他深刻地指出了评价的积极意义,评价的不同角度使得被评价的对象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显然,只有将价值评判置于文学批评的核心地位,才会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方向性和指导性,才会赢得批评的公信力。

     

        当然,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格局进行这样的一番梳理,出发点是希望文学批评界能够在自我反省或自我批评中找到存在的问题或不足。知不足,然后才能自反,知困,方能自强!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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