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机构成为“中国式硅谷人才”摇篮

    从整天埋头实验室到转型联系企业跑市场，从高校主管科研的副院长到辞职当起新型研发机构带头人，从每年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到自负盈亏的经营压力……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研发机构，在有效缓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矛盾的同时，培养了一批既懂科研又懂市场，能够很好“游走”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中国式硅谷人才”。

“新型研发机构是最有生命力的平台”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前，张国军刚接待了一批从外地来取经的客人。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当地发展较好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常务副院长的张国军，每个月都要接待多批前来学习经验的人。

    今年44岁的张国军曾是很多人眼中的“科研干将”。33岁，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36岁，他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按照之前的规划，可能会在高校里面努力做科研。”张国军说。但8年前，在学校指派下，张国军来到广东东莞，负责研究院具体事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人生转型就此开始。

    “我当时自己开着车，走遍了东莞28个镇和4个街道，实地去了解企业的需求。我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是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一定要充分了解企业的真实诉求。”张国军说。

    截至目前，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已经为7000多家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并且孵化了近百家企业，其中3家已在新三板挂牌，带动了一批科研团队成长、壮大。

    事实上，与张国军的经历相似，多数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此前曾是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学术领头人出身。如中山大学大亚湾石化研究院院长纪红兵是教育部评选的“杰青”，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嵇世山曾担任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主任。

    这些专家和部分地方科技部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足够的学术素养和经历几乎是掌舵新型研发机构的必要条件，“从实践看，相当部分由高校行政人员主导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通常要慢一些、差一些”。

“不给自己留后路”

    不少新型研发机构的当家人也坦承，学术背景并不是搞好新型研发机构的“充分条件”，能否掌握国家政策方针、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熟悉市场和资本运作，同样至关重要。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嵇世山说，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研发机构发展模式，到人员招聘、企业孵化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只能依靠自身的探索进行创新。作为机构负责人，必须既懂科研，又熟悉市场，同时了解企业需求，具备管理和统筹能力，扮演好多面手角色”。

    此前在高校期间，嵇世山曾担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对于市场金融资本运作非常了解。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历经20年的发展，成功孵化了1500多家企业、20多家上市公司。如今，广东省又与清华大学联合设立了清华珠三角研究院，力图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模式进行复制和推广。

    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为了更好带领研发机构发展，辞去原有行政职务成为多数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的共同选择。

    “机构要‘断奶’不靠政府拨款，研发人员也要自断后路，才能真正投身到市场之中，投身到创新驱动转型之中。”辞去中山大学处长职务的纪红兵说。

    多位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认为，从“辞职潮”到“创业潮”的过程中，一大批“中国式硅谷人才”不断涌现。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带领着新型研发机构搭建起科技和经济连接的桥梁。

“期盼容错机制做保障”

    如何才能加快新型研发机构探索步伐？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研发机构负责人认为，带领研发机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热情和闯劲，要想让“中国式硅谷”这片土壤更肥沃，关键的“养料”是建立容错机制和差异化评价体系，这样才能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嵇世山建议，在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中，要制定容错机制，划定“红线”。“新型研发机构是新生事物，要允许它犯错误，管理部门要有容错心理。有了容错机制做保障，往前探的步子才能更快。”

    相关专家和科研机构负责人认为，与一般人才相区别，“中国式硅谷人才”需要的是不同的土壤。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对“中国式硅谷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如何建立这类特殊人才的培养管理机制将成为关键。针对这类特殊人才，需要构建分类分级的管理体系，提高人才评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和完善新型研发机构和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以创新成果和产业化程度为核心进行全方位评价考核。

    （新华社广州6月13日电 记者：王攀、程群、陈钢、蔡玉高、何宗渝、周琳、高皓亮、李峥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