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智库建设 提升国家巧实力

    【深度访谈】

    隆国强：执行力强是中国体制的一大特点，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在中国体制特点下显得尤为重要。智库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为根本任务，是我们彰显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环节。

    要从提升国家巧实力的高度认识智库的重要性。巧实力就是“硬实力+软实力”，就是中国人爱讲的“软硬兼施”。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国巧实力的触媒。

    政府要对智库参与决策进行流程化的设计并严格地落实到决策的全过程中，不能把智库视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花瓶”。

    智库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方法，提供的政策建议难免和决策者的预期存在出入，这就要求决策者具备“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智慧和胸怀，不能因为听着别扭就试图引导甚至是干预智库的独立研究。

    智库要摆正心态，尽其所能，不能把是否得到领导的批示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

    除了少数综合性智库以外，大多数智库要走专深路线，聚焦于某一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力争成为经济、外交、科技、国防等方面的“单打冠军”。

    记者：近日智库界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是5月17日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十余次提到“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和受重视程度由此可见。我们留意到，总书记讲话中是将智库建设与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结合起来谈的。仔细领会讲话精神，您对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新的理解与认识？

    隆国强：在我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好比理科和工科的关系，前者的理论性导向决定了其与现实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后者的应用性导向则恰如沟通理论和应用的桥梁，帮助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把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提高决策科学性。

    正如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梳理的那样，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再到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和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正式开展，直到这次座谈会将智库建设置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大格局中加以强调，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是一脉相承、不断深化的。

    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智库的重要性：

    要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出发认识智库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在经济新常态下统筹区域、城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难题，旧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这就亟须我们汇集各方智慧，用好智库，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避免出现系统性、颠覆性的失误。

    要从中国体制的特点出发理解智库的重要性。执行力强是中国体制的一大特点。然而决策先于执行，因此，如果决策科学，强执行力就会转化为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相反，一旦决策失误，将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由此，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在中国体制特点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智库以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服务为根本任务，可以说是我们彰显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环节。

    要从提升国家巧实力的高度认识智库的重要性。我们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已经很熟悉了。缺乏软实力，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就“使不上劲儿”。近年来，“巧实力”概念又盛行起来，我认为，巧实力就是“硬实力+软实力”，就是中国人爱讲的“软硬兼施”。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国巧实力的触媒，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记者：在新形势下，智库建设动力充足但也阻力重重。正如总书记所说，各类智库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传播形式、轻内容创新”等问题，那么，您觉得智库建设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又当如何解决？

    隆国强：总书记对智库存在的问题点得很透、很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研究质量不高、内容创新不足，提出的政策建议与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在我看来，人才、学科、体制机制既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抓手。

    首先是人才问题。高质量的智库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智库人才的特殊性在于他从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无法像科技人才一样去申请专利，而既具备政策研究能力又在主观上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的智库人才目前极为短缺，因此，从客观角度来讲，我们亟须创建一套符合智库特点的人才机制，将高水平且富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聚集起来，使他们心无旁骛地研究自己擅长的问题，为党和政府拿出“管用”的决策建议。

    其次是学科布局问题。总书记期望智库拿出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研究成果。我理解，“针对性”指向当下，“前瞻性”和“储备性”则面向未来。我们常说很多智库在从事低水平重复研究，其中“重复”就反映了学科布局的不合理。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美关系研究一直红红火火，但中亚、中东、东欧问题的研究则相对冷清，“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不少冷门地区的智库专家严重供不应求，甚至出现空白，这就警示我们，既要重视当前的热门问题研究，也要重视那些和现实距离较远、和热点关系不大的“高冷学科”，在学科布局上富有远见，才不至于“人到用时方恨少”。

    最后是体制机制问题。在我看来，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智库建设的“纲”，纲举目张，只有理顺体制机制，推动智库建设的各项措施才能事半功倍。创新智库管理方式，第一是要尊重智库独有的运行规律和组织文化，不能把智库视同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第二是要为智库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智库不能“闭门造车”，因此，要破除信息的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是要强化智库管理部门间的统筹协作。智库管理涉及很多政府部门，很多体制是“外生”的，智库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所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要求，对智库的管理机制进行大胆创新。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组提出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方案，就是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一个有益探索。

    记者：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还提出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里的“结合”可以说是一门艺术，那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信息共享之外，您认为决策者和智库还应在哪些方面着力才能更好地打通“政智渠道”，实现“政智通畅”？

    隆国强：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也需要智库认清定位，摆正心态。

    一方面，政府要在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方面“有所为”，要对智库参与决策进行流程化的设计并严格地落实到决策的全过程中，不能把智库视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花瓶”。与此同时，政府要在尊重智库独立性方面“有所不为”，作为第三方，智库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方法，提供的政策建议难免和决策者的预期存在出入，这就要求决策者具备“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智慧和胸怀，不能因为听着别扭就试图引导甚至干预智库的独立研究。要给智库营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和相对充足的研究空间，保障智库研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智库要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定位，研究党和国家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使自身的对策研究更好地对接政府的政策研究。但要注意的是，政府施政的着眼点和智库资政的着眼点毕竟有所不同，所以，智库要摆正心态，尽其所能，不能把是否得到领导的批示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

    记者：正如您所说，打通“政智渠道”需要政府和智库双向发力，那么，除了外部环境对智库的约束之外，您认为智库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隆国强：智库自身建设可以从人力资源提升、组织文化建设和工作条件保障三方面着手：首先，智库要做好人力资源的提升工作。智库要有自己的人才班底，同时，对于外部人才，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对于高端人才，要“别开生面不拘一格”。各类智库都要形成兼容并包的人才环境，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才潜力。其次，要加强智库的组织文化建设。大学有大学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智库也要有意识地培育智库文化，如经世济民的责任意识、淡泊名利的谋士情怀、唯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协同创新的团队意识等等，要在智库营造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风气，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通过人才薪火相传，积淀出持久的吸引力和长远的影响力。最后，智库要为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不求奢华但求方便实用，如内容丰富的资料室、数据库、图书馆，用以成果发布和同行交流的场地，以及充足的调研经费等。

    记者：按照中央规划，我国智库的七路大军要在2020年形成“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总体态势，结合总书记讲话，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未来的格局和体系有哪些判断和期待？

    隆国强：首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各类智库要分工明确、定位明晰。在服务对象上，有的智库服务于中央政府，有的智库服务于地方政府。中国地域广大，一个省的面积基本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其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一大批精通地方性知识的智库给予接地气的智力支撑。在研究领域上，除了少数综合性智库以外，大多数智库要走专深路线，聚焦于某一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力争成为经济、外交、科技、国防等方面的“单打冠军”。其次，中国特色的智库群一定是多元发展的，官方智库依然在智库群中发挥主体作用，但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也会不断壮大。此外，各类智库在进行决策咨询的同时还要做好政策解读和政策评估，主动发挥引导舆论、服务社会、凝聚共识的作用；同时还应着力提升国际化程度，站在巨人和前人的肩膀上形成研究问题的国际视野，立足于全人类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开展智库研究。只有形成多层次互补、多元发展、多功能兼备的智库体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才能如总书记所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姬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