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比人长寿

    【书人书事】

    每次看到媒体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工匠精神”，我总会想到赵家璧先生一本书的名字——《书比人长寿》。何为工匠精神？行业不同，自然理解各异，但不管哪一行，评价生产者的优劣，关键要看他拿出来的产品。以产品来论人，这就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人生不过百年，但用心制作的产品却可能存在得更长久，惠及后世。“书比人长寿”，这是文化产业中工匠精神的最好体现，也是一切严谨的著作者和出版人的希冀。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言要实实在在地落到笔端，若想流传久远，著作人势必要苦心经营。刘歆做《七略》，阅读了数量可观的皇家藏书；徐霞客写游记，足迹遍布名山大川；曹雪芹著《石头记》，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文献、调查、构思、文辞，哪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功夫下得多少，读者心知肚明。总之，在文化圈中谈工匠精神，不过是在强调一个标准——一切靠作品说话。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儿，那就是要“保质保量”——出好书，不断出好书。

    出一本好书不易，每一本优秀出版物其实都是机缘聚合的产物。现代社会分工发达，每个人只能精于一隅，但若每一个环节的负责者都能努力将自己职责内的事情做到最好，那么这个协作组合便是一个响当当的专家团队。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便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杨义在40岁出头的时候就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约150万字，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最为优秀的成果之一。唐弢提到过杨义的“硬功夫”——从看材料到成书，这部书花了作者大约10年时间，仅民国原版书就读了2000多种，笔记做了上亿字，资料卡片做了5000多张，将现代小说方面的家底仔仔细细地爬梳了一遍，功夫用到家，文章写出来自然元气淋漓。这就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工匠精神。

    在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及——汪蔚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的资料采购人。何其芳先生筹建文学所时，用人不拘一格，汪蔚林大概不是图书专业出身，但他的长项是对琉璃厂的旧书店“门儿清”，文学所图书馆大量的线装书、民国原版图书、杂志报纸，都是那时置办下的。就民国原版书来说，能够找到的版本悉数收进，名家的集子不少，若干“一本书主义”作者的集子也不少，称得上兼容并包。资料室不是评委会，公认的优秀之作要收，大量的水平线之下的也要收，否则后人不知民国文坛生态。这份工作对于此后的研究者而言可谓功德无量。若无此资料家底，当年那位没有科研经费的助理研究员杨义选择小说史项目的可能性就不大。可以说，汪蔚林也是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位好的作者，一位好的资料员，自然，背后还有真正懂科研的领导，学术眼光严苛的前辈，以及允许你十年磨一剑的治学氛围……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产生的背景，它展现了新时期学术研究中最为踏实且鼓舞人心的一面，展现了文化生产中每个环节的参与者力求打造精品的自觉意识。

    “质”极端重要，“量”亦不可轻视，“一本书主义”实则是学术的大敌。工匠不会沉迷于已有作品，生产对于他们而言是安身立命之本，生命不息，劳作不止。在提倡“工匠精神”同时又反思“项目化生存”之际，无数学人为我们提供了保持“匠心”、扬弃“匠气”的方法，同样也向我们展现了如何将学术作为终身志业，永不止步的信念。

    我很喜欢法国作家列那尔说的一段话，“才能在于量。才能不是写一页书，而是写300页……天才是那些最粗壮的牛，它们每天不知疲倦地辛劳18个小时。光荣即持久的努力。”我想，这就是当代学术所需要的工匠精神。

    （冷川，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