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老北京风采

    【口述史 留住历史记忆】

    老北京人，在文艺作品中，是汪曾祺笔下“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的模样，是老舍话剧中遛够了鸟后“到茶馆歇歇腿、喝喝茶”的模样。百年间，历史的风云经过城市的每个角落，北京城不断多元化、国际化。然而，老北京的故事却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你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都有。那房啊得讲什么呢，讲整砖到顶，磨砖对缝。”翻开《老北京人的口述史》和“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老北京的神情与风采从老人们的一段段回忆中走出，跃然眼前。

    关注胡同里的百年人生，寻找京郊的八旗后裔，探访年过古稀的京剧演员……近年来，一群致力于北京口述史工作的学者走遍了京城的城区和郊野，寻找着那些被人关注和被人遗忘的故事。

用普通人的记忆记录城市的变迁

    “那阵儿茶馆人多着呢，要不怎么着，天天提笼架鸟的，一早起来就上茶馆，这是他生活的一半。那阵儿上茶馆不费劲，几个子儿，一个碗儿，带包茶叶，到那儿就一天。”

    这一段叙述来自世代住在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关松山老人。南营房，原为清代驻扎八旗兵的兵营，近年来“北京热”升温，南营房则成为寻访“京味儿”的必去之处。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的口述史著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在数十位口述者中，关松山所回忆的五光十色的老北京生活以及他所表现出的老北京人对待生活的达观态度，给定宜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我父亲那阵儿，他好走会（走会是一种传统民俗歌舞表演，主要集中在春节至元宵节前后，后改称花会）。那个时候村村有会，什么会全有，分文会、武会。你就拿东岳庙说吧，东岳庙是3月开庙，开半个月，天天有会，全都是各行各业组织的，进龙会、传香会、百纸会、百纸献花会、百纸放生会，这全是文会，我父亲是文会，也会吹笛子，也会吹唢呐，也会吹管子。”

    走会、摔跤、拉洋车、京韵大鼓……在关松山老人的口述中，有许多关于北京民俗活动的回忆，这些北京民俗虽然常见于各类书籍文献中，关松山以亲历者的角度叙述出来，让这些民俗活动生动、真实地浮现在眼前。如今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正是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之处。

    “接触到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我才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进入北京历史的深处并且将它表达出来的门径，那就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体的角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定宜庄说，她所关注的是以北京人自己的口，来讲述他们在这座城市所亲历的生活、感受，以及对祖先的记忆。

寻找被遗忘的人与事

    2015年，由定宜庄主编的“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出版，首批成果包括《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宣武区消失之前》《找寻京郊旗人社会》《诗书继世长》《学院路上》五部。定宜庄和她的团队通过多年的寻找与挖掘，令许多正在被人遗忘的故事走进了历史视野。

    《找寻京郊旗人社会》一书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源媛，对以顺义为重点的北京郊区及部分河北地区做了多次田野调查，走访了十个村庄，对30余名庄头后裔做了口头访谈。“庄头”是清代生活在八旗庄园体制下的旗人群体。他们中不少人居住在如今的北京郊区，曾经是该地区的主要居民。通过三年的田野调查，邱源媛发现，这些京郊的庄头后裔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对祖先的记忆，却在一代一代的沉寂中，被他人，甚至被自己所遗忘。于是，邱源媛通过口述访谈、民间文献以及官方史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清代畿辅地区的旗人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记录。在庄头后裔的口述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清代土地制度与宗族制度的史料。

    “日午烧来焦且烂，喜无膻味腻喉咙。”清代杨静亭在《都门杂咏》中赋诗赞扬并记录下了北京的名吃“烧羊肉”。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原对“北京小吃第一人”陈连生进行了口述史专访后，却从陈连生的口中得知了“烧羊肉”这道小吃不为人知的故事——由于过去没有冷藏技术，“日午烧来焦且烂”这样的烹饪方式主要是为了掩盖夏季变质的肉味。

    一件烹小鲜的事引发了杨原的许多思考，他说，一些行业，包括民俗曲艺界的历史文献，通常由文人来记载，因此，许多只有行家知道的故事都在失传。近年来，杨原关注了许多如陈连生这样的老北京手艺人、曲艺人，希望以记录他们生命历程的方式寻找被遗忘的历史。

    “使那些不掌握话语权的人们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定宜庄认为，口述史具有民间性，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在追赶时间中记录历史

    在定宜庄及她的口述史团队看来，一部口述史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史。那么，生命的消逝就是口述史学者最为痛心的事。定宜庄常常将口述史工作形容为“捞稻草”，“捞到一根是一根”。

    杨原告诉记者，他曾做过一位北京曲剧团“子弟书”老演员的口述史，但没等访谈结束，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就去世了。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中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民国时期就已基本在舞台上绝迹。随着曲艺传承人的逝去，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更加无迹可寻。因此，通过口述史抢救传统文化的任务就更为迫切。

    2016年1月，收藏有西城区百岁老人口述历史的博物馆“百岁苑”正式对外开放。目前，“百岁苑”已收藏了二十余位老人的老照片、老物件近三百件，其中不乏一些珍贵历史资料；2016年4月，大栅栏街区的口述历史著作《大栅栏石头社区故事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出版。

    来自北京各个基层地区自发进行的口述史工作大大丰富了北京城口述史的内涵。定宜庄提醒，在这个“大家来做口述史”的时代，口述访谈、文献整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二次流失”。首先，要对材料加以甄别、选择和研究。其次，要借助高科技的手段进行保存及检索。目前，其团队多年积累的口述史影音资料已交由北大信息中心保存。

    据悉，“北京口述历史”系列正在筹划扩充中，而北京人的故事也将在城市的更新与迭代之中继续流传。

    （本报北京6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