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义发微

    “几”这个词，因其“微不足道”而常被当代学人“漏”过。殊不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几”亦是一重要概念，亦有其相应的地位。只是，由于该“词”有时并非以“庐山真面目”的本来形式出现，而是改头换面，渐行渐远，以至于现代哲学领域中，很难看到关于“几”的相关研究。

    就哲学意义来追溯“几”之渊源的话，最早的文本记载似乎应属《周易》。《周易》有四处涉及“几”。第一处是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第二处出于《周易·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第三处亦出自《周易·系辞》：“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第四处出于《周易·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统观四处“几”义，可知，《易传》中的三处，即《系辞》两处与《文言》一处之“几”，其义基本相同，可理解为“细微”，引申为“未兆”或阴阳未分（阴阳不测之谓神）。老子所谓“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之“未兆”亦此义。因其细微不可测，还未显现，犹如人之“七情未发”之状态，故不可判、不可知。

    关于第一处的“几”之义，则有争议。学术史关于“君子几，不如舍”之“几”的解释主要有三：

    王弼给出的解释是“几，辞也”，他认为“几”是个语气词，无实义。

    郑玄注本“几”作“机”，其解释以《尔雅·释器》为根据，认为“机，弩牙也”，可引申为“枢机”。按《说文》：“主发谓之机。”

    虞翻的注解较另类：“几，近；舍，置；吝，疵也。”其将“几”解释为“近”是从卦象出发，因三爻与上爻（上爻爻辞为：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对应，故“虽近应止”。

    三种解释，无论从文义还是象术之理，王弼的注解似不可取。“几”应为实义词，否则，文句不通。王弼此解，与其“得意忘象”理路有关，盖汉人对周易过度解释、附会，一字甚至用万字解释，过于冗长烦琐，故王弼畅言义理而一扫烦琐之象。其“扫象”说虽有极大贡献，但此处将“几”忽略，不妥。

    虞翻的注解，主要从象术理论出发来阐发“几”之含义，以“近”解“几”，自有其理，然就词义而言，确实过于“跳跃”。

    郑玄的注解，较严谨，符合语义。其一，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几、机同音，则义应相通，因此，将“几”解释为“枢机”是可行的。自然，“枢机”在此文句中，可引申为“思索”（心机）；其二，作为“未发之机”的“枢机”又是精微、不可测、不可控的，因此其与《系传》三处“几”之义（动之微）相贯通。鉴于上述理由，就屯卦六三爻辞的解释而言，笔者取郑玄说。

    周易之所以重视“几”，在于“几”是似动非动、若有若显的细微状态；然而，它虽细微，却关乎事物未来的发展走向，故孔子言“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由于其细微不可知，故孔子又曰“知几其神乎”。《系辞》又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说，可见知“几”之重要。然而，饶有兴味的是，自孔子后，近一千六百年，似乎很少有人再讨论“几”这个概念，至少表面上如此。直到北宋周敦颐《通书》，“几”方重新浮出水面。

    周子《通书》承接《中庸》“诚”之传统，重返先秦，并由此开启新儒学之滥觞。他认为“诚”的关键，在于“几”。诚如其言：“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周子把“几”作为成圣的关键，可谓深得孔子之真髓（孔子系辞谈几较多）。不过，这个“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在周子那里并非一个空概念，而是意味着“工夫”。什么工夫呢？答曰，心性实践的工夫。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几”在周子那里，就是“意念的发动”，“落在生活上讲，‘几’就是意念”。一个人可能无法直接控制外物，但却能通过自我修养灭除不好的念头、动机而达到对外物的“控制”。譬如，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产生一种占有欲也是人之常情。但假若这种“占有欲”过于强大乃至“启动邪念”时，那么此时的人则为“物”所控制而“着魔”，进而化为习气、行动，将可能走上违反道德乃至犯罪的道路。倘若，人们在这个时候用功，把“邪念”转换为“善念”，那么就可能通过“正念”而摆脱外物的控制。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几动于此，诚动于彼”的内涵，这个“转念”或“灭念”的工夫就是“几”的工夫，亦即心性实践的工夫。

    关于周敦颐的“几”，牟宗三先生曾这样评价：“周敦颐的工夫是从《尚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说起，真正做工夫的时候，从‘几’上下手。‘几’是《易传》的概念，《论语》《孟子》没有讲，但这样讲很亲切。”对于前半句，笔者自服膺之，但对于后半句，似还应有些补充。

    就文本内容而言，表面看来，《论语》《孟子》确实没有明确探讨“几”的概念（孔子明确谈“几”主要在《易传》，孟子似未涉及），然而事实上，孔孟无时无刻不再谈“几”。按音韵学的“同音相通”的原则，几、己相通，从训诂学的意义上，“几”通过“己”又可转化为“心”。那么，孔子所谈的“克己复礼”之“己”岂非“几”哉？“几”，微也，几也，盖之所以所能够体会之，则在“己”也，故孔子要人“克己”；又，“己”者，“我”也，在人曰“心”，由此孟子将“几”转化为“心”，故要人正“求其放心”、养心。至若《大学》之正心、诚意，更是强调意念、心性之“几”的工夫。由此可知，孔子之“仁”（克己）、孟子之“心”尤其强调了“几”的工夫。须知，克“己”的工夫做到极处，便是心体透明、无渣滓的澄明之境，乃是《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和”之状，用《易传》的话讲，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知，儒家的学术精神乃“一以贯之”的，“几”的观念一直在传承，宋人的“穷理居敬”即是在“几”的工夫。难怪具有“明季四公子”之称的方以智将“中学”称之为“通几”之学。

    其实，何止儒家谈“几”，道家亦谈“几”，老子的“未兆”说暂且不论，庄子所谈的“机”心之“机”岂非“几”哉！按同音相训的原则，“几”通“机”也，“机心”亦是“几”（意念）的组成内容。《齐物论》纯然是灭念、去执的工夫，何尝不是“几”的工夫？至若佛家学问传来，通体是“灭念”“去执”的工夫，即“几”的工夫。由此可知，最初以“几”出现的心性哲学何曾离开中国哲学半步，它只不过以“机”“念”“己”等别样的概念出现而已。

    因此，今天我们讲中国古典哲学，须注意两点，即在实践上，要强调“几”的道德修养工夫，善于培育善念，让不好的念头灭散于萌芽期；在学术上，要加强“小学”工夫尤其音韵、训诂、字形等的学习。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倘若我们只是发表自我的思想，和古人完全绝缘，那大抵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此亦可算得上辨别“几”义的“额外”收获。

    （郭继民，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