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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唯一一名从农村来又回农村开诊所的大学生，母校特意奖给他5000元钱，还请他回校给学弟学妹们作报告。然而，乡村诊所开张3年后，他关闭了诊所，考进了镇防疫站；今年，他又辞去防疫站公职，重返母校读研究生。
6月4日晚上，他从抚顺同仁堂药房坐诊回来，在学校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期间，还有村民把电话打进他的手机：“大侄子，你啥时候回老家，别忘了按你给我开的方抓几服药。”
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体制外和体制内，让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很是纠结。或许，我们能从他的纠结中咂摸出一条乡村如何留住大学生的门道来。
“我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农村恰好用得上”
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坐落于辽宁西部偏远山区，经年累月的水土流失造成境内沟壑纵横。比水土流失更严重的是人才流失，但凡考到城里的孩子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很少有主动回村的。
刘淼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老师推荐他到辽宁某医院病理科工作，或者报考福建一所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但他思来想去，都放弃了。
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知道农村需要什么。他给记者讲，曾经村中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奶奶，本来是脑出血，却被诊断为脑血栓，用上了活血化瘀的药，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学的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农村恰好用得上。”2009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考了乡村医师资格证，然后用在校做家教赚来的两万元钱，又从亲友处借来1万元，盖了个80平方米的房子，分隔出诊室、药局、处置室、治疗室等6个独立空间，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
父亲不同意他回村，因此一年时间不和他说话。父亲说：“啥叫村医呀？说白了不还是个农民嘛！”街坊邻居也替他惋惜：“这孩子5年大学白念了。”
刘淼是个有主见的人，认准了的事就想干到底。由于他业务扎实，人又踏实，药从正规厂家进，价格照国家规定来，很快就闯出了一片天地。
“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与预想存在着较大差距”
让人想不到的是，2012年4月，刘淼离开了乡村诊所，考进了义县瓦子峪镇卫生预防保健站。
“乡村医生的真实生活与预想存在着较大差距。”刘淼反复提及这句话。在记者的追问下，刘淼坦承：“主要是观念上的差距。”
“有个两三岁的孩子，感冒了，我建议家长用土办法：多喝水，用毛巾敷一下，不能打抗生素类点滴。家长当时就不高兴了，抄起电话，外村的村医骑着摩托车就来了，进屋就给孩子打点滴。”刘淼说，他拿着药品说明书给家长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左氧氟沙星、诺氟沙星，18岁以下禁用，“请注意，不是慎用，是禁用！”他反复强调，对方只有一句话：“孩子烧出肺炎，你负责啊？”
除了和村民观念上的隔阂，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刘淼还发现自己与社会隔着一层薄薄的东西。比如，上级主管部门的人送来的药，你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留下来一些；往上级医院转诊病人，你也要有所考虑。一般说来，村医往其他医院转诊病人，医院会给村医4%到5%的回扣。刘淼不忍心让村民多花钱，每次都叮嘱病人：“到医院你就说你是我家亲戚！”
2011年，刘淼结婚了，在妻子所在的村子买了房子，“离碾盘沟村20多公里，来回跑，确实不太方便，这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妻子家希望我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刘淼说。
“有三个手指头我就能活，但农村太缺少好医生了”
进入了体制，过上了早八晚五、每个月2000多元工资的日子，刘淼忽然觉得很空虚，于是又辞去了公职，考取了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除了学习，每周东奔西走，到内蒙古通辽、吉林四平、辽宁各地药店坐堂问诊。陪同他一起出诊的刘海涛告诉记者，在抚顺出诊一天，刘淼接待了40多名患者。
“我现在已经取得了主治医师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是在北京，我也是可以行医的。”刘淼告诉记者。谈到研究生毕业后的去向，刘淼沉思了一会儿，很郑重地说：“我还是要回农村开诊所。”
“有三个手指头（指诊脉）我就能活，但农村太缺少好医生了。”刘淼对记者说，义县瓦子峪镇下辖19个行政村，现有村医34人。如果把具有助理医师职称的医生称为职业医师，那么，这34名村医没有一个是职业医师，大多数只有卫校文凭。
据记者了解：辽宁现有注册乡村医生3.3万人，分布在全省1.2万余个行政村的2万个村卫生室。村医50至60周岁的占到21%，60周岁以上的占17%。比村医短缺、整体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问题更让人担心的，是村医这个岗位缺乏吸引力，既没有正式医生编制，又没有固定工资和养老退休保障，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
“每年全省有20多万大学毕业生，选择去农村就业的只有两三千人。”站在已经闲置的诊所前，刘淼说，“有时候我也挺悲观的，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认真地想一想，文化的普及、观念的转变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事。不管快与慢总要有人做，那我就先上手做一做这个事儿。”
（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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