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应传播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我们现在用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要让大家明白中国文化精神，而且要让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尊重和自信。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都是一种新的力量：一个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道德自觉自律去冲破西方中世纪一切以神为本的文化；二是20世纪以来发现人类又失去了自我，成为物的奴隶，一切都被物牵着鼻子走了，这时又重新想到人的主体性问题。”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作“互联网+”，我总觉得这话似乎有点颠倒，应该是“什么什么+互联网”。当今社会，运用互联网这样一个载体来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我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

    我们讲到中国文化时，常会用这样一些词汇来概括：源远流长，多元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我想我用这四个词语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丰富的内容和底蕴。通过互联网来传播中国文化，作为传播者，我们要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化成。

    “化成”什么？化成天下。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是为了整个社会都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浸润。在我国关于“人文”的概念，最早是跟“天文”的概念相对应的，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刚柔交错的，我们通过感受阴阳刚柔的变化，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给了万物生长的可能，万物通过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文是什么呢？人文是文明以止，是我们人文的教育；人文是以“文”来“止”、以“文”来“化”，它是跟以“武”来“止”、以“武”来“化”相对应的。

    做人就要懂得“止”，你是怎么样的身份你就止于何处、你就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叫作“止”。《大学》中告诉我们要“知止”，我们每个人要明确认同各自的身份，按照自己的身份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这就叫作“止”。文明以止，是说过去我们的文化通过礼乐教化，让每个人懂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身份，从而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自己该尽的职责。这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含义。世界的文明不应当用武力强迫去改变，而应当用礼乐教化来使整个社会、人类发生变化。所以人文的精神就是利用礼乐教化来使社会变得有序与和谐。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过去讲教育是干什么的？《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国家，管理民众，应当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这也是教育的重要功能。《学记》中还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得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风气。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通过家庭教育、通过学校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私塾和书院等进行教育，今天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学校进行教育。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社会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包括社会中各种各样文化活动，过去虽然有文化活动，但没有今天丰富，那么过去大部分老百姓通过什么来接受教育？当时的老百姓不一定认识字，也未必上过学，他们接受的是社会教育。当时不叫社会教育，叫作“高台教化”，也就是演戏说书。老百姓为人做事的道理、规矩就是通过“高台教化”学习来的。人们从舞台上知道，什么样的举止是正人君子的举止，什么样的行为是小人的行为；通过听说书、看戏，老百姓也知道了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因果报应，所以人在生活中要行善积德，为社会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

    过去社会的信息比较闭塞，信息也得经过比较漫长的时间传达，所以家庭教育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教育中私塾的教育也占了很大位置，农村中还有一些乡绅办的私塾等。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终端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让社会教育成为整个教育领域中比重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组成部分。

    互联网的发展对我们社会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民众、引导民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特点的文化。具体地讲，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主动性。通过礼乐教化来达到人对自我主体的自觉自律。中国文化中反复强调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重要），天地万物中人是最灵的（灵气、聪明）；而人在万物之中也是最有主动性、能动性的。天地万物之中其他的物种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它们的活动没有多少主动性，更没有多少能动性，只有人是具有最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所以人才最贵重，最重要。

“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

    人可以和天地相并列，天地造万物，但是人出现后因为具有能动性而可以与天地相并列。所以过去我们总是这样讲：“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材养万物，人有其治来参与万物变化。”人能够参与到天地万物之中去，所以人是什么？《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为什么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横渠）在他著名的“四句教”中，第一句就说“为天地立心”（以下三句为：“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为人心一动、人心一变就会影响到天地万物的变化。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要管住自己。

    我国自古以来提倡“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不是让人肆意地去主宰万物，而是提醒人怎么能够更好地管住自己，让天地万物能够按照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发生和发展，而不要人为地去干预自然。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去逞人之能，而是要人能够用自我管理的方式，管住自己。

    《管子》中有篇文章的题目叫《心术》，就是讲管理人心的问题和方法。《管子》是怎样来讲心术的呢？他说，“心”在人身中是处于“君”的地位，它应该能够管住你的“官”（眼耳鼻舌身等），人的五官应该受心的管理。而五官是跟万物接触的，五官应当能管住外物。作为一个人，你是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的，你就应该用你的心去管住五官，用五官去管住万物，这个次序就是心术正的途径。但是如果次序颠倒过来，五官让外物给管住了，随着万物流走了，我们的心又让五官给管住了，那心术就不正了。所以，正常的心术是心管五官，五官管外观，不正常的心术就是让外物来管我们的五官，让五官来管我们的心。这样，人就成了外物的奴隶，也就失去了人的主体性。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强调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既不要做神的奴隶，更不能做物的奴隶。万物是天地合气而自生的，人也是天地合气中生出来的一物，但这个物确确实实跟其他的物不一样。所以人应当有自觉性来管住自己，这样才能够跟万物和谐相处。道家提出的自然无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人在万物中，切不可放任自己。所谓自然无为，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干，无为的含义包括：第一，私志不得入公道，我们个人的愿望不能干预自然界整体生成发展的规律；第二，嗜欲不得枉正术，是让我们人类不要以个人的好恶去改变万物自身发展的方向。我们不应以私志和嗜欲去干预整个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而应该“循理而举事”，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去做事，应该“因资而立功”，根据条件，依靠条件去做好你的事情，建立事功。所以无为不是叫人无所作为，而是要人类不要用私志和嗜欲去干预公道正术，而且要“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总的来讲，就是要我们“推自然之势”，即循自然之规律。

    “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这是老子的观点。“辅万物”是让我们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作为；你要去推动它，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个人欲望去随意地改造它。西方的文化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借鉴了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理念，用它去跟西方中世纪以来，以神为本、一切听命于神的这样一种文化进行了斗争。以人为本的文化，使人类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了，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使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所以才有近代文化科学的发展。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类理性力量的呈现。

    但是由于人们对以人为本、人的理性的力量的认识存在偏差，人们认为人从神脚下站起来了，以前由神来决定一切，现在应该由人来决定一切；以前由神主宰，现在应该由人主宰。这种思想发展到20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人类自己做主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战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资源财富的掠夺、争夺，哪里有财富，哪里有资源，就往哪里去，为了争夺资源财富可以做出任何违背人性的事。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又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所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中一些思想家又重新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同时，这些思想家又一致认为，这种人本思想、人文精神的资源还得从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是一种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而且用自觉自律来保持人的主体性的文化。人要保持人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人要自觉自律，才能与万物和谐相处，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相处。这里，自觉自律是关键，如果没有自觉自律，那就不可能达到上述三个和谐相处，因为它会放肆、放任，无所顾忌，肆意妄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教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人认识到，作为人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在跟万物交流中你占有主动性，所以你应该自我约束；在社会交流中，你也有能动性，所以什么事情都应该把自己管好，尽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所应该担当的职责。所以整个来讲，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不断地提升人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网络时代更应强调人的主体性

    我们今天要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这样一些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我们今天不能做网络的奴隶，我们要主动地运用这个网络，不是让网络牵着我们走，失去我们人的主体性。

    用网络来传播中国文化，在今天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的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有一种自信心，自尊心。因为从20世纪以来，我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我们一般的民众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尊重和信心。

    我们20世纪在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下，用现在文化的样式去比较我们传统文化时出现了错觉，什么错觉？传统文化是一种综合的模式，而近代的文化是一种分科的、分门别类的模式。近代的文化分成了哲学、宗教、艺术、物理、化学、数学等这样的学科，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分科的。我们拿现在的分科的模式去比对我们传统文化，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儒家、法家、墨家，而没有哲学、宗教、艺术、物理、化学、数学等，所以20世纪初，很多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哲学，当然更没有物理、化学这些所谓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其实是没道理的。因为现代文化呈现的样式与传统文化呈现的样式是不同的，不能做简单的类比。

    从学科来讲，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确定一个标准、规范？什么叫哲学，哲学应该讨论些什么问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宗教又应该有什么特征，应该讨论些什么问题，以什么为标准？这些近代学科的分科方式是西方文化首先提出的。尽管我国传统的学派里儒家、道家都包含有这样一些内容，但又不完全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中华文化中间没有哲学，没有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在20世纪初，我们用分学科的方式去考察我们传统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学科理论去处理传统文化。

    到现在学界还在讨论儒家是不是宗教，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去定义儒家是不是宗教。我们简单地把儒家说成宗教，那是把儒家范围缩得太小了。儒家把制度、人际关系，方方面面都涉及了，怎么能用宗教来概括呢？虽然儒家思想中也确确实实包含宗教文化的内容，但是它并没有分化出来，没有独立出来，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尽管我们说儒家里面也有宗教的内容，但它不是像西方的基督宗教那样，以崇拜一个“主”这样的神为它的根本。儒家通过礼乐教化让我们每个人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信仰人自己的主体性，从自身追溯到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祖宗，追溯到一切生命的本源。

    中国文化中我们推崇“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本，祖先是每类生命的源头，君、师是让我们人类能够自己认识自己、自我管理好的一个根本。天地君亲师，人不能忘本，礼不能忘本，礼者大报本也，这就是礼者定位。所以我想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它归根到底无非就是报本、感恩和敬畏。我们的文化也一样，所以我常常讲，从人们口头语上就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信仰对比，西方人碰到什么事情，无论是高兴的、不高兴的，顺利的、坎坷的，首先冒出来的话就是“我的上帝”；中国人碰到这些事冒出来的是什么？是“天啊”。所以不能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只是特征不一样。西方人的信仰是围绕着神来展开的，而中国人是围绕人来展开的；一个强调人要尊重神，一个强调人要尊重自己。

    我们现在用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要让大家明白中国文化精神，而且要让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尊重和自信。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在两个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都是一种新的力量：一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道德自觉自律去冲破西方中世纪一切以神为本的文化；二是20世纪以来发现人类又失去了自我，成为物的奴隶，一切都被物牵着鼻子走了，这时又重新想到人的主体性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强调人的自觉自律，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不可缺的成果，一定要让世界认识到这样一个文化的意义，才能够让大家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自信。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我们的自信，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心，自信心的缺失让我们丢掉了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不再在坚持我们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而我们在历史上，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再去吸收外来文化的，因而我们对外来文化都能够进行积极的消化，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前提就在我们文化主体意识、文化主体的自觉。如果我们把文化的自信、文化的主体意识丢失了，那我们只可能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无法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反而会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化越来越衰弱，甚至于消亡。

    我们现在处于网络时代，拥有这样一个有利的载体，我们首先要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重新树立起来，文化主体性重新树立起来。

    要树立，首先就要让人们了解；了解也不仅仅在思想层面了解，也得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历史和创造的文明来理解、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首先重点要向我们本国的人民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走回来，我们把自己的文化的意义、成就发扬起来，才能让世界人民都看到我们文化的特点、优点和它的长处，让他们来吸收我们的文化，去充实和发展他们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要让世界来共享的，要让世界都来共享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文化大餐制作好。

    楼宇烈 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