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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文艺界弥漫着浮躁的风气。文艺创作上，一些创作者沉不住气，静不下心，深不下去，导致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文艺评论上，一些评论者不敢评，不愿评，不会评，导致“人人笑眯眯，作品乱糟糟”，让文艺评论失去了批评的意义。部分创作者与评论者无意识的“共谋”，恶化了文艺生态，助长了浮躁之气。
文艺生态的改变，一方面有赖于文艺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标志性事件，国家艺术基金诞生近三年来，对相关制度进行创新设计，发挥顶层政策的引导效应，正在撬动文艺生态从细微处发生改变。
评论者：
虚话好话少了，真话实话多了
“这个戏虽然好看，但搞笑却不深刻，它博得的笑声太廉价！”
“剧中的一些情节缺乏真实性，许多巧合湮没了徽商真实的历史。”
“演员们的表演问题比较多，内心动作不够准确，表演浮于表面。”
这是5月4日话剧《徽商传奇》专家研讨会上的一个片段。跟平时的一些研讨会不同，这场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下午1点的研讨会，自始至终，都鲜有溢美之词，更无吹捧之言，有的只是批评、意见和建议。
难道《徽商传奇》的质量太差？恰恰相反，这部剧能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4、2016两个年度的资助，足以说明质量上乘。
专家们的“苛刻”甚至“吹毛求疵”，皆缘于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和引导。
为了“抓精品、攀高峰”，国家艺术基金从2014年资助的81部大型舞台剧中选出8部，在2016年进行滚动资助。滚动资助不是简单地“给钱”，而是要求受资助的剧目继续听取专家和观众的意见，在演出中继续修改打磨。这便有了5月4日《徽商传奇》研讨会上的场景。
4月以来，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除了话剧《徽商传奇》，滑稽戏《探亲公寓》、滇剧《水莽草》、歌剧《大汉苏武》、舞剧《沙湾往事》等都已先后举办让专家“挑刺”的研讨会，专门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有的专家对要不要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以及研讨会上的发言要不要那样“直接”心存疑虑，毕竟跟剧目主创都是同行甚至是朋友，“意见太多太尖锐怕伤了彼此的面子”。4月29日，在《大汉苏武》研讨会开始之前，一位专家私下里跟与会的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咬耳朵：真的可以放开说么？
为了打消专家们的顾虑，王勇和同事们，在最初的几场研讨会上都要作动员：专家们一定要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少说好话，多提意见！同时，为了提高意见的准确性，研讨会上专家们都会领到一张专门制作的意见表，不仅要把意见说出来，还要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些意见会汇总一起反馈给剧目主创团队。
在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下，专家们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随着一场又一场研讨会的召开，大家的发言越来越直接，意见也越来越尖锐。为了提高发言质量，很多专家在研讨会开始前观看演出的过程中，都边看边记，有的一场演出下来，记满了五六页纸的意见。发表真实、客观的意见，从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逐渐成为评论者的自觉。
年过七旬的作曲家张玉龙参加完《大汉苏武》研讨会后感叹：“已经很多年没有碰到这种有批评、有意见、有交锋、有碰撞的研讨会了，这才是真正的研讨会，真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越来越多。”
参加了多个剧目研讨的武警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谢克也对国家艺术基金推动下的文艺评论的改变颇有感触，他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下“讲真话要有胆量和水平，听真话要有胸怀和智慧”。
创作者：
身子俯下了，心气更高了
以前搞剧目创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后，一旦得奖，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没有持续的打磨修改，自然出不了精品力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创作者也变得心浮气躁。
广东歌舞剧院院长熊健道出了创作者的尴尬：“创作者都想把作品打磨成精品，可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创作者很难专门拿出大量时间去打磨一部剧，毕竟大家还得为生计忙碌。”
国家艺术基金的出现，为精品创作提供了最大支持。比如，广东歌舞剧院的《沙湾往事》2014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后，2016年继续获得了滚动资助。正如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所言，滚动资助项目的工作重心就是“聚焦于改，以改为主”。
有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沙湾往事》近两年来一直在不停地打磨修改。“近两年来，我们演出了55场，也修改了55遍。”《沙湾往事》总编导周莉亚说：“大到灯光音乐，小到每一个动作，我们都是改了再改，改完觉得合适就留下，觉得不好继续改。”
为了听取观众的意见，广东歌舞剧院不仅注册了微博、微信，鼓励观众在网上留言“吐槽”，每场演出还在现场向观众发放问卷。不上台的主创人员更是坐在观众间，以“观众”的身份向周围观众打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同样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的歌剧《大汉苏武》目前也在不断修改中。“如果说刚开始修改是为了完成国家艺术基金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作品进行打磨已经成了我们的自觉。”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张效敏说：“以前搞创作很多时候是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领导满意了，任务也就结束了。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我们搞创作，我们自己成了创作的主人，大家心气都高了，总想着一定要搞出流传于世的精品力作。”
国家艺术基金对创作者心态的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受资助项目群体。听说《沙湾往事》5月5日晚在广州有演出并且6日举办研讨会的消息，包头市民族歌舞剧院院长高晓红立刻带着两位演员，从包头飞到广州，从“黄牛”手中买了高价票观看了演出，并旁听了6日的研讨会。“虽然没人要求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俯下身子多学习，多请教，多听意见，那样才能进步。”《沙湾往事》研讨会现场，高晓红停了停笔，跟我说了两句话，又埋头在本子上记了起来。
管理者：
干预创作少了，提供服务多了
除了创作和评论方面的改变，其他一些改变也在悄然进行。从一张节目单中就可以看出新变化。过去，一部作品的演职员表往往要好几页，因为各级宣传部、文化厅局的领导、院团的领导不管是否参与创作都要挂上名字。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真正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名字却湮没其中。
国家艺术基金，实施项目制，挂名字就有任务和责任。因此，挂名的领导少了，节目单变得简单许多，而艺术家成了创作的主角。比如，《大汉苏武》的主创名单上就没有一个领导的名字，全部是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小小节目单的变化，体现的是国家艺术基金对现有文化管理模式的改变。我国现行文化资金投入模式以政府为主，由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划拨给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由后者安排使用。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文化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资金往往只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体内循环”。文化行政部门往往有心“管天下”，但苦于资金规模和地域、部门限制，而只能“管脚下”。
传统管理模式以财政直接资助和政府部门管理文化经费为基本特点，存在着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并存，资金管理链条长、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可以让文化行政部门从具体的创作中抽身，有利于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干了30多年艺术管理工作的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唐跃，深切体会到国家艺术基金带来的这种变化。“以前，省直院团，拍什么戏，都得先上报给文化厅，文化厅批准了，再拨款给院团由他们创作。本应是文化行政管理者的文化厅，就这样参与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唐跃说，有了国家艺术基金，文艺院团可以直接申报项目，真正成为创作的主体。那么，这也给文化管理者提出了新的命题：从具体创作中抽身后，应该干什么？唐跃认为，应该加强对文艺院团的服务工作，比如指导文艺院团进行艺术基金的申报，做好文艺政策的传达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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