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大学》诠释的另一路数

    儒家经学发展到宋代以后，《大学》受到特别的重视，成为纲领性文献。朱熹继承程颢、程颐的思想路线，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著《四书集注》。朱熹给学者制定了一个学习程序，在学习“五经”之前，须先学“四书”，四书之中，应先学《大学》。这是因为，《大学》为儒者确立了一个学术规模，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朱熹之后，四书之学如日中天。而到了明代，围绕《大学》的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宋明理学家争论的多是《大学》古本、今本及由此引申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孰先孰后一类思辨性问题，对经学史上这一重要发展变迁，今日经学史家几乎耳熟能详。然而，关于《大学》的诠释，还有另一个重要路数，学界长期以来却未能给予足够关注。那就是《大学》这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设计如何能进入到实践、操作层面，成为知识分子和官吏队伍的“真本事”。若把格物、致知理解为建立知识体系，那这个知识体系中应包含哪些内容？若把诚意、正心理解为建立信仰体系，那这个信仰体系中应包含哪些内容？建立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构成修身的重要内容，而修身除了自身目的外，还要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从今天的角度看，实际是行政管理学的能力。由于宋以后作为“帝王师”的儒者，极力向当代君主推介《大学》这套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所以这套理论便被称为“帝王之学”。也因此，宋以后《大学》一书便有了一个新的“帝王之学”的诠释路数。

    “帝王之学”的概念始创于北宋的范祖禹。范祖禹著有《帝学》一书，其中说：“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在他看来，真正的“帝王之学”，是指上古伏羲以至周成王的学问事迹，这些学问事迹为《易》《诗》《书》所称道，为圣人所传述，成为万世之法。汉以后的帝王们虽有“帝王”的名号和身份，却没有“帝王之学”。这是范祖禹关于“帝学”或“帝王之学”的解释。范祖禹与程颢、程颐是同时代人。二程兄弟是道学（理学）的奠基人，那时二程的道学尚未行世。应该说，范祖禹创立帝王之学与二程兄弟等人创立的道学（或理学）是并行的。范祖禹之后，“帝王之学”开始在儒者中流行起来。儒者把它当作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那么，《大学》在何种意义上与“帝王之学”构成联系？《大学》篇名，学者多解释为“大人之学”，古人称有德有位之人为“大人”，“大人”即可指一般官长，也可指最高统治者。《易经·乾》卦九五爻辞“利见大人”，此“大人”就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君主。从这点看，“大人之学”与“帝王之学”是可以相通的。为此，南宋光宗朝陈长方说：“《礼记·大学》一篇，为帝王学问之宗，虽秦火之余，简编紊散，先后之次多失其旧，然圣人之指昭昭可寻也。”（《唯室集》卷一）朱熹也讲“帝王之学”。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上书说：“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宋史》卷四二九）朱熹提出：“今且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朱子语类》卷十四）意思是，用《大学》中的“八条目”作理论框架，将“帝王之学”的理论系统化。但这只是朱熹的理论构想，并未及实施。

    真正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是南宋时期的真德秀。真德秀是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其思想浸透了程朱理学思想，但同时也是范祖禹“帝王之学”遗产的继承者，他在《西山读书记》卷三十称赞范祖禹说：“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载，发其门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万物之变，真学者之师也。”真德秀虽说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所著的《大学衍义》却是沿着范祖禹“帝王之学”的路数走的。《大学衍义》以《大学》“八条目”中前六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理论框架和逻辑顺序，“填补”的内容是真德秀从六七十部儒家经典中精心挑选的，他将这些内容看作培养合格君王的重要养料，对之加以条分缕析，并加若干“臣按”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就使得此书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翔实的历史资料，成为对帝王统治经验系统全面的理论总结。《大学衍义》书成，真德秀将此书进呈宋理宗：“《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真西山集》卷二《大学衍义序》）《大学衍义》因其对建构“帝王之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受到宋理宗及历代帝王的重视。宋理宗说：“《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史》卷二十四）命刊行以赐臣下。《明史·宋濂传》载，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清康熙帝命将《大学衍义》翻译刊刻成满文，颁赐诸臣（《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一）。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首创衍义体，其后效法者甚多，如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夏良胜的《中庸衍义》、清顺治帝的《孝经衍义》等，这些书也都构成“帝王之学”。“帝王之学”运用了《大学》文本的理论逻辑，使得历史上那些有关“帝王之学”的分散零乱的资料整合成一个秩序井然、内在联系紧密的知识系统。“帝王之学”是总的理论体系，还包括如下次级的系统：“帝王之学”的“知识体系”（格物致知）、“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诚意正心）、帝王的身教范式（修身）、帝王的家规范式（齐家）。只有到了此时，“帝王之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才正式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宋以后形成的“帝王之学”基本不出儒学范围。平心而论，先秦诸子的思想大都涉及人君统治术，而人君统治术也可称为广义的“帝王之学”。但宋以后的儒者力排先秦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的权术思想，他们所说的“帝王之学”并不包括这些内容，而只包括儒家思想。南宋张九成说：“岂有以帝王之学入阴谋诡计，而能造天下者乎？盖为天下国家，必有天下国家之材，如商鞅、孙膑、苏秦、张仪、稷下数公之说，皆闾阎市井商贾驵侩之材也。将以此辈为天下国家之材，宜乎乱亡相继，至秦而大坏也。”（《孟子传》卷四）显然，张九成是把商鞅、孙膑、苏秦、张仪诸家学说排斥在“帝王之学”之外的。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也明确排斥“异端之学”，他明确指出，要认清杨朱“为我”、墨翟“兼爱”之说之弊害；法家“刑名之学”和纵横家游辩之学之弊害；神仙家“长生不死”说之弊害；谶纬预言说之弊害；玄学清谈之误国；佛教不可以治中国等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课题组成员、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