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为真理而辩

    李希凡，一个曾经被毛泽东赞赏过的“小人物”。半个多世纪前，他凭借两篇檄文叱咤文艺批评界，搅动着那个时代中国文坛的风云起伏。如今的他，早已一跃成为当代著名红学家、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为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戏曲的学理研究和文化学人的文艺思潮著述立言，倾尽毕生心血，功绩卓著。而“小人物”这一称谓，也一直与李希凡的文化人生如影随形。回眸六十余载的历史烟云，我们希望能从他的传奇故事里，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的文化求索和命运沉浮，见证新中国文学艺术如何在激烈的思想论争、理论交锋中发展与前行。

 

    2016年的一个明媚春日，作为文化部“文化名人口述历史”摄制组的主持人，我叩开了李希凡的家门。原本以为，一位思想先锋、文艺“闯将”应是目光凌厉、锋芒毕露，见面后却发现，他竟如邻家长者般安详谦和，平实敦厚。

 

    昔日的辉煌，李希凡早已把其归入千帆散尽后的宁静与淡然。时至今日，回眸往事，年届九旬的他仍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心存感念，没有伟人的赏识，也就不会有一个平凡“小人物”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信仰

 

    李希凡的故事始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而做的奋力抗争。

 

    1927年12月11日，李希凡出生于北京通州的一户普通人家。随着抗战硝烟的燃起，失学与饥饿接踵而至，迫于生活的种种压力，13岁的他先后在洋服店当学徒、印刷厂当童工，小小年纪便尝遍旧中国商业资本家对劳苦大众的剥削、欺凌和压迫。

 

    但是，生活的颠沛流离、饥饿困顿以及日寇的奴化教育，没能阻挡住一个有志少年的求知梦。当时，流传于民间的评书、戏曲、章回小说、武侠小说、古典小说，以及《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关羽，《水浒传》里的宋江、林冲，都给李希凡少年的精神生活打下了深深烙印。

 

    20岁那年，李希凡寄居山东青岛，为时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的姐夫赵纪彬做笔录工作，一个求知若渴的文学青年的命运就此出现转机。

 

    为了当好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助手，李希凡恶补历史，博览群书，熟读了《诸子集成》《中国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史》，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这也为他日后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熟练运用马克思文艺观分析问题，夯实了理论基础。

 

    李希凡回忆说——

 

    “姐夫赵纪彬是我文学理论的领路人，也是我自学成才的榜样，他高师毕业，在狱中学习了日语，熟读了四书五经，我折服于他的坚强和韧性。由于牢狱之灾的后遗症，他的右手颤抖得厉害，写起字来有困难，需要别人替他做笔录。在给他笔录《中国哲学思想》《古代儒家哲学批判》期间，我等于精读了哲学思想史。他熟悉文献，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哲学史诸家学说，且逻辑严谨、思辨清晰、文字简洁，这些都不知不觉给我后来的文字工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两年的笔录历练，也养成了我日后经常‘开夜车’写作的习惯，我一生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著作大都是在工作之余‘开夜车’完成的。”

 

    1949年，李希凡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机。他参军入伍，并被送进华东大学培训。之后，山东各高校合并，华东大学响应号召并入山东大学。当年的旁听生正式转为山大中文系的本科生，李希凡幸运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那一刻，李希凡兴奋至极。世道骤变，万象更新，家里不仅解决了温饱，新社会还让他上了大学，一个穷苦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天之骄子”。

 

    山东大学是李希凡全面进入“文学殿堂”的开始。那时的山大是老校、名校，抗战前就名师云集，闻一多、老舍、梁实秋都曾在这里执教。

 

    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文艺体系，在校期间，李希凡不仅聆听了杨向奎、王仲荦、萧涤非、吕荧、殷焕先、冯沅君、陆侃如等名师的教诲，还熟读了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曲赋、元明清戏曲以及苏俄文学作品。他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析比较了鲁迅、普列汉诺夫、朱光潜、王朝闻等文学家、美学家从不同侧面对文艺现象的理解和阐发，并产生了用唯物主义美学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探究文学作品底蕴的强烈追求。

 

    在这些前辈先贤中，李希凡崇拜鲁迅举重若轻、剖根揭骨、运笔如刀的犀利文风和改良人生的浩然正气；欣赏李卓吾敢于向圣人挑战的学术良知和豪情气概；钦佩杨向奎在青年时代就勇于对权威结论提出质疑，表现出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求真精神。

 

    而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大斯基”，则让李希凡在学生时代就树立起要成为中国“杜勃罗留波夫”的远大目标。

 

    李希凡说——

 

    “大学期间，美学家吕荧是使我对文艺理论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老师，新中国成立前，我就读过吕先生的《人的花朵》，特别欣赏他评论的美文。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真正能见解透彻地论述文学典型的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所论述的关于文学典型的卓见——‘熟悉的陌生人和独特的这一个’，是引导我理解文学名著所创造的文学典型之所以能名标文学史，留在人们的艺术记忆里的一把钥匙。鲁迅‘冷眼看世界’的小说和运笔如刀的杂文，也坚定了我学习文学的信心。”

 

    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曾发出过这样的呐喊：“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正是继承了李卓吾、鲁迅、杨向奎、吕荧等前辈学人的“文品”和风骨，当代的文艺批评界才有了李希凡，这个敢于展露思想锋芒，敢于向学术权威发起文学批评和挑战的“闯将”。

 

檄文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希凡看到，当年国内高等学府的古典文学教学，受胡适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影响的较多，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古典文学思想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的较少。于是，他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新评价我国文学遗产的冲动。

 

    然而，李希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蓝翎共同撰写的《红楼梦》评论文章竟然惊动了毛主席，进而成为掀起20世纪50年代一场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红楼梦》大批判缘起于1954年。当时，被山东大学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的李希凡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新建设》（1954年3月号）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联想到前几年俞平伯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所著的《红楼梦考证》，李希凡觉得，这些“新红学派”权威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说”“自叙说”“写生说”“感叹生世说”“写闺友闺情说”“为十二钗作本传说”都是以偏概全，都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曲解这部文学经典的美学底蕴和时代意义。

 

    正如曹雪芹生前所忧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正被“新红学派”曲解、贬低，甚至误读。《红楼梦》已发展到“宫闱揭秘”，成为“索隐大全”，简直不再是文学杰作。

 

    初生牛犊不怕虎。出于一种论证与求真精神，李希凡和当时已分配至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好友蓝翎商量，决定共同撰写《〈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向俞平伯发起了学术上的批驳。

 

    李希凡说——

 

    “‘新红学派’只在琐碎考证上下功夫，看不到《红楼梦》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姿多彩的表现。《红楼梦》绝不只是俞平伯先生讲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更不是胡适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通过深刻的思想内容、典型的人物创造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上层建筑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李希凡看来，《红楼梦》决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色空”这类唯心主义观点不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形象，实为一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

 

    李希凡还认为，文学的研究，应走出烦琐考证的泥窝，把重点放在文学作品对当代的反映，以及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意识形态的内涵、特点和对文学史作出的特殊贡献上——

 

    “我形成的这种评价作品的视角有‘五四’和‘左翼’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有苏联文艺的影响。我常想，即使我永远赶不上‘三个斯基’的理论水平，但能在中国四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中，深入它们的时代精神内蕴，真正从文本的思想艺术上得到正确的解读，也算没有白读中文系。”

 

    驳俞文章完稿后，李希凡与蓝翎希望能在《文艺报》上刊发，于是给《文艺报》写了信，询问批俞文章可否发表。在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们改投至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当年的《文史哲》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而驳俞文章正契合了这样的办刊宗旨。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随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24期）刊登了《评〈红楼梦研究〉》。

 

    在读到这篇批俞的文章后，毛泽东对两个文学青年的学术观点和敢于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于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附上驳俞的两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请党内高层和文艺界领导人传阅。

 

    “两篇文章，一夜走红。”

 

    文艺界随后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创纪录的联席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多月。郑振铎、吴组缃、冯至、钟敬文、老舍、郭沫若、茅盾、周扬、聂绀弩、丁玲、启功、何其芳等文坛老将和《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的领导人群贤毕至。

 

    会议指出，《文艺报》等许多报刊、机关，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错误地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压制“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会议批评了俞平伯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继而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也展开了批判。

 

    联席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这场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其实，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成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矛盾相互交织，一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列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正确的思想武器。

 

    而李、蓝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红楼梦》，正好契合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观和当时的思想教育需要。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语言”，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是“顶好的政治小说”，故此难以容忍“新红学派”对其价值的贬低。

 

    毛泽东承认，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提倡白话文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此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正左右着当时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因此，结合实际事例，开展一场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清理和批判，以肃清它对文化教育战线的影响是紧迫的，也十分必要。

 

    在毛泽东看来，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来都不是纯学术问题。这场“大批判”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是用资产阶级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中国社会的文艺研究和理论实践。

 

    1954年的这场《红楼梦》大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新起点，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通过批判，知识界划清了思想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也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先后被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各种殊荣和奖励随之蜂拥而至。

 

    一时间，两个默默无闻的文艺青年，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青年评论家。

 

悲欢

 

    一举成名后，全国各类报刊挤着上门约稿，李希凡、蓝翎两人应接不暇。

 

    当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类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空前活跃。秉持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凭借着理论创新和学术自省，在工作之余，李希凡继续在陋室里“开夜车”，进一步完成了《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红楼梦评论集》等多部著作。

 

    《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对原著里的60多个典型形象进行了透彻分析，而《红楼梦评论集》则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纠缠于琐碎考证与索隐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开拓了《红楼梦》评价的新时代。

 

    同时，李希凡还涉足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戏剧、影视等多个领域，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各类作品展开了细致评析。他的评论自成一家，从不见风使舵，在历次文艺论争中保持着学者的良知和文艺批评的求真本色。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李希凡为《星火燎原》《红旗谱》《苦菜花》《保卫延安》《欧阳海之歌》《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达吉和她的父亲》等长篇小说撰写了大量评论。

 

    坚持自我、为真理而辩是一个评论家的本色。

 

    1956年，李希凡再次挑战权威和先贤，就阿Q人物的“典型共鸣”说与何其芳展开了一场长达20年的“马拉松长跑”。

 

    何其芳在《论阿Q》一文中把“阿Q精神胜利法”抽象成“古已有之”的“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并举例，爱哭的女孩就被叫作林黛玉；喜欢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所喜欢，就被称为贾宝玉，这是一种“典型共名”现象。

 

    李希凡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撰写了《典型新论质疑》和《关于〈阿Q正传〉》，批驳何其芳把典型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解释为超越时代、社会、阶级的某种抽象品质的“化身”，无法代表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思想意义。

 

    后来，何其芳又撰文批驳李希凡的观点，两人就“典型共名”说展开激烈辩驳。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希凡随即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王蒙小说中粗暴的教条主义提出异议。

 

    不料，这次却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毛主席批评我脱离群众，一到报社就当起了婆婆，适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我于是赶紧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不善言辞，不想去教书。那时我是有名的‘好战分子’，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为此闯了不少祸端。”李希凡后来坦诚，当年对王蒙文章的批评的确有失偏颇。

 

    就在李、蓝走红后不久，文艺界掀起又一系列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思想批判和阶级斗争，各种政治风潮接二连三地展开，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学人在时代的漩涡中载沉载浮。李、蓝的命运也如同坐“过山车”，急转而下。

 

    蓝翎被划成“右派”，李希凡稍稍幸运一点，但也在历次风暴中被纠察、挨整。在那个“多事之秋”，李希凡一边接受严酷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一边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艺进行密切的关注、分析、研究和评议。他手中的笔从来都没有搁下过。

 

    李希凡的良知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风波中再次经受了考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的“退田”“评冤狱”与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在企图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

 

    “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冲突，我既没有从戏里读懂，也没有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讲的历史大背景，是我这个‘书呆子’没有认识到的。”李希凡说。但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被广泛转载，各大报刊也都在组织、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就的。而此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只顾秉持学者的良知和风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样，写出如此牵强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文章。

 

    由于“不听江青的话”，李希凡被说成是“黑线专政”下的“宠儿”，进了“牛棚”。“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做了十年编辑，出了七本书，我认为自己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评论作品和分析文学现象，现在却成为‘黑线统治’下的‘毒草’，我想不通，却又必须说服自己进行检讨。”

 

    之后，“文革”爆发，李希凡两进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段蹉跎岁月，他与时间赛跑，白天艰苦劳作，晚上在荒冷的小屋熬灯夜战，写出了《〈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十年浩劫结束，全国迎来了文化艺术的春天。在党的领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与执行，评论家们又开始了正常的学术研讨，不计个人恩怨地进行着不同意见的文艺论争。李希凡也继续秉持一个理论家、评论家的社会良知和奋发有为，为新形势下的文艺评论发表着自成一家的独立见解和主张。

 

    1986年，李希凡调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离开了在《人民日报》长达32年的编辑岗位。报到那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立即约见了他。

 

    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曾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进行过批评。可王蒙并无芥蒂，而是热情欢迎李希凡来艺术研究院任职。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李希凡主持编纂了《红楼梦大辞典》和学术巨著《中华艺术通史》。

 

    《中华艺术通史》是艺术科学类国家重大课题，历时10年，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的空白。在长达60年的学术研究中，李希凡先后发表并出版了《红楼梦艺术世界》《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等20多部研究著作，收获了逾四百万字的学术成果。

 

    作为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人，李希凡身上的故事还不止这些，他戏剧性的悲喜人生映射着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沉浮。

 

    从李希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人对文化的坚守、对治学的严谨和对真理的探求，感受到20世纪我国文艺批评的发展繁荣和文艺论争在学术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也从中窥见那个社会变革、思想动荡的年代给中国文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和痛苦。

 

    李希凡，这个从旧中国的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对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事业始终怀着矢志不渝的情感。至今，他最崇拜的人依然是鲁迅和毛泽东。

 

    回首往事，李希凡客观地说——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学术应多注意讨论，平等切磋，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谁也无法抹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新生。”

 

    李希凡表示，若当年不是因为红绿色盲未能参军，他一定会追随毛主席参加革命。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必将多了一位勇猛顽强的革命战士，少了一位成就斐然的文艺评论家。

 

    （作者为中国文化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