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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07日 星期六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部作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

    作者:钟志清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07日 12版)
    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剧照
    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封面

        2016年4月17日,由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编导并主演的影片《爱与黑暗的故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映。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当今以色列最富有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同名小说为蓝本。原作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也有许多评论家将其称作回忆录。其背景主要置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耶路撒冷、六七十年代的基布兹以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早期的欧洲(具体地说是乌克兰的敖德萨和波兰的罗夫诺)。这部小说在讲述一个犹太家族近百年荣辱故事的同时,又讲述着犹太民族兴衰的历史。要将这样一部具有史诗之风、内容厚重、思想深邃的巨著搬上银幕,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敢于迎接这一挑战的娜塔莉·波特曼是生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姑娘、奥斯卡影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通晓多种语言,可直接与奥兹交流。作为《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译者,笔者认为波特曼凭借杰出的才智以及对犹太历史的特殊感受与情怀,基本上再现了原作的精髓。美中不足的是,她抓住了小说的主旨,但也略去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基布兹生活在作品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这些描写对奥兹的性格与身份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波特曼只是一带而过。

        波特曼着力表现母子关系这一带有永恒色彩的话题和新移民生活。无论是原作还是影片,在表现母子关系上都令人极为感动。奥兹的母亲原是波兰一位磨坊主的女儿,她美丽优雅,曾经居住在花园洋房,经常漫步于林荫大道,对未来充满了诗情画意般的憧憬,但来到耶路撒冷后,匆匆嫁给了梦想当大学者但只能委曲求全做图书管理员的阿里耶·克拉斯纳。伴随婚姻的不幸、生活的困顿与艰辛,她的青春理想逐渐破灭;加上失眠与病痛的熬煎,亲人的不理解乃至背叛,其内在的生命火花逐渐破灭,最终在39岁那年自杀身亡。当时的阿摩司,也就是小说与影片中的小主人公年仅12岁。原作中小主人公在母亲去世后因伤心、痛悔和思念而发自心灵深处的倾诉与呼喊,曾打动多少读者的心弦;而影片中,小男孩对母亲那种深深的眷恋,默默的关注与牵挂,更为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令人动容,不禁慨叹作家在童年岁月经历了多少伤痛。

        新移民生活也正是影片所着力表现的主题。奥兹父母及其朋友大多曾生活在欧洲,是典型的亲欧人士。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相继来到耶路撒冷,并非出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所呼唤的那种建国兴邦的梦想,而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反犹势力猖獗,危及其生存,于是他们便离开一直眷恋的欧洲,希望回到圣经时代的乌托邦——东方的巴勒斯坦。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耶路撒冷始终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他们所向往的“真正的城市”指的是城中央小河潺潺,巴洛克式、哥特式、新古典式、诺曼式等小桥横跨桥上的现代城市;相形之下,耶路撒冷显然太陈旧,她所代表的古老远远不符合这些经历过现代欧洲文明的犹太人的期待。因此他们身在耶路撒冷,却心系欧洲大陆。贫穷、热浪袭人、不舒展的现实生活和一连串的打击使他们产生幻灭与失败感,这种幻灭与失败不是范妮亚和阿里耶·克劳斯纳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乃至数代以色列欧洲犹太移民的悲剧。

        与许多描写中东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爱与黑暗的故事》也写到了阿以关系与冲突。主人公所生活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以色列国家的形成期。在影片中,有一个小阿摩司跟随父母的朋友在1947年夏天前往东耶路撒冷一德高望重的阿拉伯家族做客的场景,表明那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还在和睦相处。小主人公和一个阿拉伯小姑娘在院子里说话,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和睦相处,甚至爬上一棵大树,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不幸的是锤子滑落,误伤了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身残疾。虽然小主人公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责备,但透过那犹豫迷离的眼神,让人一眼看出他的内疚与不安。

        数月后,便是联合国大会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决议进行表决,宣布结果的那个夜晚,犹太人载歌载舞,欢呼“犹太民族活下去了”,而阿拉伯世界则陷于沉默,不知何去何从。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版图,也改变了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运,直接导致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影片通过犹太晾衣女子与踢球男孩被枪弹击中、阿拉伯富商举家逃离、亲朋好友聚到半地下室避难等几个密集画面,再现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

        波特曼虽然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对以色列“充满了怀念”,但就影片而言,她更多的是用非传统的叙事方式、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诠释对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理解。相形之下,本土以色列人则是用亲身经历表明这本书已经化作“某种神圣的客体”,与他们“当代的圣经”一样重要(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教授伊戈尔·施瓦茨语)。它所描写的是许多以色列人亲历的生活,所表达的是他们的真情实感。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位同事曾对笔者说:她与奥兹同年出生,奥兹的人生就是她的人生,奥兹的经历就是她的经历。对于许多以色列读者来说,书中所描述的事物与场所唤起了其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引发某种发自肺腑的呼应。对这些人来说,阅读《爱与黑暗的故事》并非像阅读一部代表着已然逝去的怀旧之作,而是像把过去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像一件自然艺术品,记载着对过去的回忆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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