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而数任,余隆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忙的指挥家。肩挑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音乐总监重任,同时是上海夏季音乐节联合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并于2015/16乐季起,出任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去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余隆,先后获得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和“中华艺文大奖”等殊荣。
头发一丝不乱,帅气的西装优雅得体,穿梭于各种场合,他的衣着都一丝不苟。实际上,在交响乐界举足轻重的余隆,为人与穿衣一样有章法。
确实,如果没有章法,余隆无法指挥乐队演奏出和谐的乐曲,更无法“指挥”得动自己过于充实的生活。余隆是个音乐活动家,这与指挥家的行当本色是相通的。指挥家的任务并不是单纯地舞动指挥棒,他需要纵览全局。
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张被裱在镜框中的200元收据十分显眼。原来,余隆执掌的上海交响乐团规定,排练迟到罚款100元,排练中手机铃声响罚款200元。“我下飞机赶排练,忘了关手机铃声。手机响了,罚款200元。大家照章办事,千万不要找理由,不要给自己留后路,这样乐队才有规矩。”余隆说。
余隆反复提及“标准”和“规矩”。“建立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行业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解释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说,‘这件事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应该容忍?”
乐团建设需要规矩,上交实施三年考核制,首席乐手若考核成绩不佳,降为普通乐手,普通乐手发挥出色,升为首席。同时,上交打乱乐手座位,除了各声部首席外,其他乐手座位不固定,根据曲目编排。“所有人都想往前坐,以前还有人半夜拿着琴放在座位上占座,时间久了,大家意识到,还是要靠技术说话。没有真本事,抢到前面的座位,也拿不下曲目。”
商演演出也需要标准。“现在很多商演谈判,就像菜市场讨价还价,赞助商随意指定曲目,塞入关系人员。乐团应该建立固定标准,对节目有话语权,有底线。丧失了话语权,如同部队缴械。”余隆说。
如今,自律已经成为余隆的习惯。学习音乐需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余隆坦言,起初学习音乐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技术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大多数人在幼年时无法体会音乐结构和逻辑上的美感,当明白的时候又过了技术训练的年龄。外公看到余隆无法成为钢琴家,就建议他改学指挥。当时的余隆有些沮丧,现在他释然了。成为指挥家需要机缘和努力,更需要更为全面的能力。
作为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不仅要负责指挥业务,还要维持乐团的正常运营。现在,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对他来说,睡得少是优点也是缺点。他有更多的时间工作,然而睡眠不足对身体的伤害也不言而喻。余隆说,以前,指挥家是个长寿的职业,而现在,寿命却越来越短。“努力工作,少睡觉,多干活。在年富力强时要多为社会作贡献。人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贡献,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别人睡八个小时,我只睡五个小时,别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没有什么其他窍门。”
“大家经常叫我德国人,”余隆的玩笑中透着骄傲,“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强调’纪律’和‘规矩’,但我以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鹿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