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谐事

    英国曾有一本名叫《笨拙》的老牌杂志，我觉得其刊名比“幽默大师”“漫画与幽默”什么的更得幽默之真谛。近年来评论幽默、教人怎样聪明地幽默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好事，说明人们物质富足以后，还要求精神富足。但我认为聪明并不是幽默的必要条件，《笨拙》的幽默就干脆立足于笨上。我喜欢发生在笨人身上那种不劳经营的即时性幽默，而如果一个满脸严肃正襟危坐的大人物出了点好玩的事情，我会一下笑翻。比如大名鼎鼎的萨特，就让我开心了几次。

    其实我对萨特并无恶意。那是在多年前，全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在谈《秃头歌女》——全文根本没有一个歌女更遑论秃头；都在看《等待戈多》——直到剧终那个叫戈多的人也没出现。这时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来了，很让我费了点脑神，也让我犯腻了。他的小说《恶心》《墙》，剧作《苍蝇》《肮脏的手》等作品也都那么严肃，那么死气沉沉。略萨曾私淑萨特，在萨特面前毕恭毕敬执弟子礼。后来他也感慨：“萨特传给后人的规矩数量实在可观，其中之一是：要弟子与幽默为敌，他让学生感到：在以深刻为目的的文学里，禁止发笑。”

    就这么一个人的作品，而出于虚荣当时我又不得不读。于是在心底便悄悄生出恶作剧的念头：以发掘萨特的乐事为乐。

    没想到这一点也不难。首先我发现萨特是一个斜视者。萨特自己也说过，当他和尼让（法国另一哲学家，另一个斜视者）站在一起时很精彩：因为萨特外斜而尼让内斜。孟子是这样评价斜视者的：“胸不正则眸子眊焉”，认为心术不正的人目光才会斜。拿亚圣这话去比量，萨特就惨了。

    人们对哲学望而生畏，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它使萨特成为一代名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起缘的妙门。那是1933年某个晚上，萨特、波娃与过去的同学、当时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攻读胡塞尔哲学的雷蒙·阿隆一起共进晚餐。阿隆指着手中的酒杯对萨特说：“小兄弟，如果你是一位现象学家的话，你就可以对这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里面搞出哲学来。”萨特听了这话，激动得脸色发白，因为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从此以后他如饥似渴地攻读胡塞尔，并决定翌年赴柏林进法兰西学院。

    “从一杯鸡尾酒里搞出哲学来”，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初缘之母。我不无快意地想，原来萨特是这样开始他的哲学历程的啊，存在主义大厦等于是建立在一个鸡尾酒杯里了。

    建立于鸡尾酒杯里的存在主义风靡了全球，成为整整一代人的信仰，萨特也成了赫赫名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尊敬他的人们不时拿他开开心。有一次，因为萨特反对戴高乐政权，反对法国殖民战争而活动频繁，他在波拿马路42号的住房在一个晚上被人炸了。好在那天他极可能在波娃那里过夜，因此逃了一命。当清晨他赶到时，房子四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一架楼梯无依无托地立在那里。这时周围已布满了警察和看热闹的人们。萨特挤上前对警察说：“我是这里的主人，我有钥匙。”警察满怀同情地说：“噢，你不必要什么钥匙了，萨特先生。”

    还有一个记者更绝。一次多喝了几杯后，给他所供职的报社发出电讯：“萨特在巴西因车祸丧生。”报社接到电讯，忙赶到萨特家中，问萨特的母亲，她儿子是否在巴西。老太太答道：“他当然不在巴西。他就在这里。”“可是我们接到电讯说他在巴西出了车祸。”萨特母亲差点昏了过去。昏倒之前来得及打开书房门，见儿子好端端坐在那里，才松了一口气。这下那位记者脸丢尽了吧，可是在一次萨特出访时，这位仁兄赶到飞机场来给他送行，“我就是那个最先报道你的死讯的人，”他自我介绍，热情地握手，瞟了一眼飞机道：“萨特先生，你可千万别在飞机上出事……否则，这次谁也不会相信我了。”

    满脸严肃的萨特终于受到这些开心的人的感染，有时便不那么严肃了。我所知道他有限的几次幽默谈吐之一是，当一个娇滴滴的女人问：“萨特先生，你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啊。”

    （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