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春天的中国苏醒

    “鸡，鸡，鸡，尖嘴对天啼。三更呼皓月，五鼓唤晨曦。”今年年初，湖南湘阴鹤龙湖镇年近70岁的“农民诗人”危勇的《咏鸡》诗，获得了第二届“农民文学奖”的万元大奖。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落寞之后，新时期诗歌似有苏醒甚至复兴的迹象。除了“农民诗人”危勇，还有“脑瘫诗人”余秀华、“打工诗人”郭金牛，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诗歌爱好者加入到写诗赋诗的队伍中，他们中有些人的作品甚至借助新媒体的传播“穿越大半个中国”，成为新世纪以来诗坛的新景观，这可以说是诗歌苏醒的一个生动注脚。

诗潮借力网络涌起

    今年春节期间有位网友，将唐代诗人韦应物诗中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发到网上，求征续诗（文）。短短三天时间，转发量近10万，评论者超过3.2万，阅读量超过300万，很多人在网上玩起了诗歌接龙。尽管续者中多有娱乐调侃的，却也不乏“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尽顷江海里，赠饮天下人”这样的可圈可点之作。同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围绕诗歌进行了一场狂欢，如此壮观的全民诗歌风潮，让人恍然置身于诗歌的黄金盛世。

    如果说春节期间的这次“诗歌狂欢”是一次偶然的网络事件，那近年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诗歌节、诗歌奖则是诗歌兴盛的现实注脚。以诗歌奖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比如骆宾王诗歌奖、李白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张坚诗歌奖、雁翼诗歌奖、纳兰性德奖、井秋峰短诗奖、民间鲁迅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等等。各地举办诗歌节、设立诗歌奖，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有借举办诗歌活动扩大地方影响力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

    除了现实中的诗歌创作，网络上活跃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当下诗歌苏醒的另一个标志，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诗坛的一大特点。很多底层群众借力网络尽情吟诗放歌，写景抒怀。据业内人士估计，现在每天通过互联网创作出的诗歌数量跟整个唐代的诗歌数量相当。在许多网站论坛上，相当多的诗人不远千里而成“诗友”。我认识的一位大连的“草根诗人”，她通过一些文学网站写诗而结识的诗友，遍布赣、川等省。互联网造就了另一个诗坛，在各种文学期刊、诗刊等纸质媒体组成的传统诗歌阵地之外，建构了一个以个人计算机、移动设备为终端的网络诗坛，也捧出了郭金牛、余秀华、老井等既在网络上发声，又在纸媒上发表作品的“双栖诗人”，一时蔚为大观。

诗歌回归大众生活

    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似乎长期只获宠于文化精英，写诗作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特殊权利，广大底层百姓跟诗是长期无缘的。这也造成了诗歌传播的小众化以及诗歌内容和题材的窄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逐渐被边缘化的一个内在原因。

    诗歌原本产生于民间，产生于劳动。先秦《诗经》所载就是流传于周代的民歌。民歌作为一种“接地气”的文学形式，影响了一代代庙堂之上的楚辞、唐诗、宋词，成为万千诗作的源泉。因此，能否扎根于大众生活，决定了诗歌能否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新时期，借助于互联网兴起的诗潮，由于作者大都来自社会底层，因此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泥土味儿。这些作品继承了《诗经》以降的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通过罕见的率真与真实，散发出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比如，赵万诚、余秀华为我们绘就了当代农村的图画，郭金牛、老井则道出了当代工人的真实生活及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以老井的《通风机》为例，诗中写道：

“那天它偶感风寒

用生锈的肺吃力工作

井下十几个采掘工作面

数千个工人皆憋得汗流满面

像是被黑暗掐住了喉管”

    对井下矿工生活进行如此真实的记录，也唯有矿工出身的老井才能做到。这些直接来自于自身生活的生命体验和呐喊，不仅展示了艺术最原始、最鲜活的面貌，也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这跟那些吃着面包、喝着洋酒，在卧室和咖啡馆里写出来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向生活靠拢，向现实回归，是这股新诗潮的特点，也是对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重新继承。

    自媒体的兴盛，也助推诗歌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比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订阅量都达到了数百万，这些公众号推送的作品，每天都有数百万的阅读量。以前不写诗、不读诗的人，现在可能就因为偶遇一个诗歌公众号，就开始读诗甚至写诗。这是此前从未发生过也很难想象到的情况。

新诗潮能持续多久

    新时代的诗歌，作者之多、读者之众、传播之广，跟印刷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风头正劲，仍有不少人指出，由于受到互联网浮躁气息的影响，当下的许多诗歌作品处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态。更有专家疾呼，要警惕“微信时代诗歌写作的危险”。的确，诗歌在回暖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泡沫。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但也造成了抄袭模仿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对诗歌而言是把双刃剑，在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的时代，对诗人的要求更高，因为如果写得不出众，就会立即被淹没。

    诗人应该深扎于生活，而诗歌又必须远离喧嚣。如何在网络时代，让读者从“梨花体”“羊羔体”这些大众狂欢的诗歌娱乐事件中抽身，进而将关注的目光放到诗歌作品上，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诗歌不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唯有建立起从民间到文坛再到学院的广泛连接，诗歌的传承才是有效的。另外，与如火如荼的新诗潮相比，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仍然滞后。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互联网时代的诗歌批评工作和诗歌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呼吁诗人、出版人以及读者，本着对严肃文学的热爱和促进文化发展的理想，不断加入到推动互联网时代诗歌传播的行动中来。

    还有人担心，大众对诗歌的热情能持续多久？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白居易也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可见，诗歌作为我国一项悠久的文学形式，一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写诗如同作文一样，也是人们自然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如“打工诗人”郭金牛所说：“诗歌对于我来说，不是一种创作，只是我说话的方式之一。”赵万城早在1971年就写了100多首诗歌，现在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余秀华的创作史也有二十余年，只是早期没有平台发表。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媒介平台如何变迁，只要有人还在发声，诗歌就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