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沉’教会我很多在手术室学不到的东西”

    毕业后我就留在浙大一院麻醉科工作，万万没想到我会有一天到社区去当一名“上门医生”。

    2015年6月，我被安排在曾怀孕建卡的地方——杭州市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沉”。

    因为怀孕期间多次在该服务中心接受检查，相比其他同事，我少了一些初来乍到的拘谨，多了几分熟悉和亲切。我与社区的老朋友们调侃：“我这80后像在医改浪潮中的一条欢腾跳跃的小鱼‘下放’，这里的作息相对于我们浙大一院麻醉科7点就开始上班的节奏，从容得都有点小惬意了。”

    然而惬意只是一瞬间，因为我从事的是麻醉科，对基层社区医疗工作认识模糊，许多知识需要从头学起。

    在“下沉”医院工作的第一天，我还来不及弄清楚门诊的工作套路，一大沓病历本已经摆在面前。还没有缓过神，一位老奶奶直接把胳膊伸到我面前说，“姑娘，给我量个血压！”。

    问诊、查体、测血压、测血糖、量体温、配药，忙的热火朝天，等到再抬头一看已经是下班时间，外面还有四五个病人在排队。

    “耳朵被听诊器整疼了，没想到社区医院这么忙！”我心里有些不快，原来以为社区医院会闲些，“下沉”就是来“休假”的。然而仅仅一瞬间，我立马为自己所想而感到羞愧，因为我注意到坐我对面的章医生因为不停地说话连声音都沙哑了。我连忙帮章医生倒了一杯水。

    作为麻醉师，我在院内工作的3年基本上都是待在严肃整洁的手术室里，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随时会迎来挑战的各种复杂手术。对于我来说，阳光是奢侈的，因为在下基层之前，一直是无影灯的光芒照亮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在基层的日子里，我每天朝八晚五，下社区，与老百姓打交道，这让我狠狠地和阳光亲近了一把。长久不见的同事看见我，惊讶地说：“你现在怎么这么黑了？！”

    我心里说：“是啊，基层的锻炼带给我的岂止是肤色的改变。”

    我想起印象较深的一次“上门”经历。

    我接到一位残疾患者的电话说肚子不舒服，随即带上血压计、听诊器、血糖仪和工作手册就找寻了过去。

    患者所居住小区楼道的灯是坏的，尽管外面只是飘着毛毛雨，楼道里却是阴暗沉静的很，轻轻地敲门声都显得突兀而刺耳。

    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独居盲人大叔拉开生了锈的铁门，核对信息后侧身让我走了进去。

    房间狭小而阴暗，一桌一床，两个人站着空间已经略显局促。我开始询问大叔的病情，大叔说起床时右上腹部肚子稍微疼痛，起来走了几圈，现在已经缓解很多，没有头晕头痛，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伴随症状。我让大叔躺下来查体，才发现不打开灯看不清楚，就询问大叔电灯开关在哪里，大叔熟练地找到开关按了一下说好了，可是灯没亮！

    我一下子心酸无比，眼眶湿润了。“也是啊，一个独居的盲人，灯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我硬着头皮为他进行了查体，量血压，测血糖，并给出了治疗方案。考虑到患者出门不方便，我又折返为病人买药、送药。后来我还常常去看望这位老人。

    做一个社区“上门”医生，是我做麻醉师以前不曾有的经历，今后或许也不会再有。如果说“下沉”是我从医生涯中的一个偶然，那我要感谢这次偶然的相遇，因为它教会了我很多在手术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仁爱、珍惜。

    （本报记者 严红枫 通讯员 张桂芬、张佳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