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世纪智者》

    己卯暮春，我奉调来京工作。从教师到公务员，岗位性质变易，工作内容转换，要求我必须尽快更易角色，以适应新的职责需求。但是我没有彻底放下、中断艺术创作，仍然在白天忙完公务之后，在过渡居室中从事我的专业创作。经过将近半年几经反复修改的“业余”劳作，作品入展当年第9届全国美术大展并入藏中国美术馆。来自各方的评价接踵而来，接受的、不接受的、质疑的、首肯的不一而足。令我如释重负的是，作品和历史一起见证了世界进入新千禧之年，迎来的是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是时，正值世纪之交，全世界都在局部战争、饥饿疾病、毒品走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低迷状态中忐忑不安地眺望新世纪。种种“世界末日说”、“玛雅历史终结说”和诺查·丹玛斯预言交织在一起，各国民众和国际媒体担忧质疑、揣测悲观的论调弥漫，然而中国却以饱满的信心和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速度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快车道，向现代化迈进，世界将目光转而投向东方。

    我将蓄积在心多年的构想付诸实践，创作一幅世界杰出的人文智者群像图，我想以穿越时空和特殊的透视结构方式，将20世纪百多位世界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人文艺术家的人物肖像浓缩组织在一幅作品中，体现文明、文化发展的多元、多样性，运用写真、写实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将他们的风采通过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这些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并以其深刻睿智的眼光，塑造人类灵魂、推动科技进步的发明者们，以整齐的队列密密匝匝占据着画面的五分之四，以不同形象表情和聪慧的眼神，无声地与观众直面相向，试图让观众在仰视中感受到巨大的思想张力和文明历史的厚重。作品中的后排人物组合形成一条弧形的地平钱，表示历史的纵深和队列的无尽。其背后则表现为刚刚露出鱼肚白的天际和渐次上升的曙青色——黎明前浓重的青蓝交混的过渡色彩。在那象征了宇宙苍穹的天际缀满或隐或现的银色文字书写体——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等字样，宛若布满在宽阔天体中的各色星辰。而那一长串赫然列于世界人类文明历史的，令人为之肃然起敬的先导者、缔造者和社会进步推动者的名字和人物肖像，就像一部由人阵组成的管风琴奏响的和声，随着恢宏厚重、低回高亢的旋律，诵唱着赞美黎明的颂歌。作品对于内涵的丰盈宏大和形式语言之新颖特异的考量，超越了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审美定式和惯性格式，这于我，无疑是一次直面传统和经典的挑战。

    那时电脑尚未普及，查找百多位心目中的智者肖像素材着实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我翻查各类名人传记资料，穿梭于各个图书馆找寻肖像图片，不管图片质量清晰与否，只要得到一个生动的形象和表情，我就为之兴奋。然后根据画面结构的需要，精心排列组合着这批人类文明殿堂中的圣贤，在神交和对话中，营造架构起一座纪念碑式的肖像全图。

    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当然可以有多种选择来体现这个厚重的思想主题。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任何外来的艺术理念、形式、技巧都可以被毫无顾忌地模仿、挪用，但是我很清楚：如果能够在视觉形式上打破时空，将不同国籍、身份、成就的智者以穿越空间的手法交错并置在一起，以既写实又非实写的语言，呈现文明进步的多样丰富关系，又最大可能地运用中国绘画的经典方式，可能使作品的视觉样式产生奇异的效果，这确实是一次边尝试边摸索的冒险实践。以传统中国绘画的手法表现硕大的肖像显然已不足用，借助素描是必需的，但须将素描成分降至最低程度；仅靠线条造型更不足敷用，必须将线条扩张至浅浮雕效果的极限，这可能是作品谋求预期效果的出路，但对画家驾驭型的能力和塑造人物形象特征、表情特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世纪智者》的肖像既要像（观者能够辨识），技术要求且高（语言技法具有相应难度），这是我无法回避、必须解决好的难点和作品成败的关键。

    15年过去，在这期间，《世纪智者》参加了国内众多大型展事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引来多国同行和观众的关注与议论，有的国家甚至将之作为教科书封面，还屡有藏家求购。虽然“智者”——世界人类文明的精英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读出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有一点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即世界因为他们而走向光明。

    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充实展厅内容,特邀我和多位画家分别创作指定的作品,《世纪智者》以5倍大于原作的尺幅被要求复制。续作同一主题的作品或同一作品的变体画有难度,难在难出新意,易于陷于雷同重复,但变体画在艺术史中也曾有不少成功先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在基本保持原有的视觉形式上以充实、变化内容，完善改进技法的办法谋求出新意。为了增强智者队列的纵深层次感和透视对比关系，我比照了各种版本的中外名人录，新增加了杨利伟、袁隆平、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六十余人，使智者的肖像群阵势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同时我有意识在前后排肖像的近大远小比例上加大了对比度,又放缓了地平线的弧度,使画面的视觉效果更具宏阔、厚重和张力，而放大5倍的人物形象因为得以细微深入的渲染塑造而更为生动传神。此外，水墨语言的充分发挥结合了单纯的不同人种的肤色，使画面既简洁又丰富，达到既耐看又保持了较强的绘画性的目的。为了确保作品的最终视觉效果，我频繁爬高落低，付出了远远超出前作的体力和精力，唯责任驱使，令我不敢稍有懈怠。

    新年到来之际，续作《世纪智者》如约与首都观众见面，令人欣慰的是，来自馆方、同行和社会公众对作品的评价好于我的预期。但遗憾确已难以弥补：如果续作能再晚半年完成，那么中国的作家莫言和药学家屠呦呦这令国人为之自豪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当可添加其中。然而，假如真应了西方学术界、传媒界的预言——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中，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中国人将呈井喷趋势的话，那么《智者》的后续之作就该由未来的年轻人去完成。而我，则与有荣焉：在艺术家有限的生涯中，有幸与盛世同行，与智者同行，与实现中国梦同行。

    （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