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因管控不力,相继发生了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等人的贪赃枉法事件。至元28年春,右丞相桑哥也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被革职法办。谁来继任相位更为合适?忽必烈想起了见识不凡、沉稳敏瞻、廉洁公正的不忽木。
不忽木先后师从王恂、许衡,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和文学造诣,许衡夸他将来“必大用于世”。不忽木从政多年,先后担任过吏部、工部、刑部尚书。
忽必烈拟任不忽木为右丞,于是就对他说,我过去偏听桑哥,以致天下不安,现今虽然后悔,已来不及了。我结识你于幼时,让你随我一起修学,正是为了今日之用。这一次,朕意已决,请勿多让。不料,不忽木推辞说,朝廷中比我资格老的勋爵还有很多,今若破格用臣,恐难服众。忽必烈问,那么谁可当此重任?不忽木回答,太子詹事完泽可以。此前查抄阿合马家,发现一本收受贿赂的簿册,唯独没有完泽的名字。桑哥为相后,完泽曾说过,此人当权,必败国事,现今果如其言。因此,我察知完泽足可胜任。
就像鲍叔牙让位给管仲、公孙枝让位给百里奚,不忽木让相于完泽这件事,史书多有好评,多半是说他襟怀大度,饶有古风。其实,这样的评价,通常基于个人层面,着眼点是私德。而笔者认为,不忽木的让贤,是顾大局,识大体,是对国家与社稷高度负责的表现,出发点是公德、大德。古代那些能臣良将,面对个人升迁际遇,向来有两种基本选择,或是见贤思让,或是当仁不让,且都不乏先例,很难说让与不让孰优孰劣。关键的问题在于,哪种选择更能利国利民。
完泽在《元史·列传第十七》中,位列不忽木之后,传记也只有区区500余字,而不忽木的传记却长达5000余字。篇幅长短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细看之后你会发现,完泽的履历平淡无奇,毫无过人之处。既然如此,不忽木为何还要让位于完泽呢?综观史书,不忽木这样做,至少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自己非蒙古族裔出身,跻身高位容易引起朝臣非议和内讧;二是守成时期最忌折腾,需要完泽这样的勤谨务实者治国理政;三是自己不居相位更有回旋余地,照样能够从容地参政议政。这几点,无一不是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因而更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