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多元多貌 广纳万有

    关于唐赋的价值与地位，向有“唐无赋”与“唐赋高峰”之说。两极之间，多有争议。这些争议，或以古、律优劣为衡裁标准，或以文学代兴为理论指导，或以内容为量器，或以艺术为尺度，或与赋史写作紧密关联，或与文化复兴牵连挂钩，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这些局限往往与时代思潮和著述体例有关。随着思想的开放与唐以后赋研究的深入，重新估量唐赋的价值与地位，我们会更加心气平和，更加心态开放。这估量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承前舍后，不能拘于一隅，不能强分是非，可与同时期的他种文体比如诗歌，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进行评判；也可与前此后此的同种文体比如六朝赋与宋代赋，按“一体有一体之文学”的视角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可以放在唐代特定的时空语境中，考察其自身的生命活力，看它的内容是否反映社会现实、展现自我情怀，看它的体式是否适应内容需要，是否保持着自我更新的能力。本文试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层面是察看唐赋本身的生命活力。唐赋的题材承旧而出新。汉世极盛的宫殿、校猎、典礼，六朝沉寂，大唐复兴；而不论言情、咏物、叙事、写景还是说理，都不乏新的对象与内容。写边塞江山，叙歌舞游艺，抒科考失意、贬谪愤懑，咏物自喻，寓言讽谏，咏史感怀，可称唐赋特色。

    唐赋题材也因时而变。大唐开国，充溢着向上生长的力量，颂美王朝君国的作品为数不少，讽谏的成分也有所加强，士人的报国之志与不平之气在赋体创作中开始振发，君臣唱和的风气殊为显盛。到了盛唐时代，赋体创作已突破题材的拘束，达到无人、无物、无情、无事不可以入赋的程度。约略言之，有盛世之礼赞、有不遇之怨情、有亲友之思念、有闲适之情怀、有自我之形塑、有历史之感喟、有时事之微讽、有道德之论说、有哲理之阐发。中唐因古、律之分而有所侧重，古体多见科考失意、贬谪愤懑、社会批判，律赋则多写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祥瑞献奉；命题出入经史，意在探究治乱、推行教化、颂赞君国。晚唐赋作，一面吊古伤今，一面讽时刺世，更多末世景象与情怀。

    赋经汉魏六朝，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唐人还是尽量在传统的题材上寻求突破并致力于新题材的开创，直到晚唐，赋的题材内容还在因时、因人而变，而全部的唐赋既反映了深广的社会现实，也显现着丰富的生命意识。

    唐代有散体大赋、骈赋、诗体赋、骚体赋等传统赋体，不仅集传统赋体之大成，而且衍生出律赋、文赋等新的赋作体式，并留存有杰出的俗赋篇章。唐赋体裁不仅多样而且多变，赋体流动不居的品格在唐代展示得最为明显。赋体的表现手法与赋作的体裁、体制关联互动，其中每类手法又自有其细致的技巧与演革的过程。

    唐赋题材的开张拓展与艺术的探索革新已然奠定其时代价值与赋史地位。

    第二层面是考究唐赋题材与艺术如何奠定其时代意义与赋史价值。唐朝的统治者深谙文运关乎国脉的道理，立国之初即着手文化政策的讨论与制定，辞赋的传承与创作也更多功用目的。从初唐帝王、史家，到盛唐宰臣文士，到中唐古文代表，再到晚唐律赋、小品作家，都对文章误国的历史与现实保有高度的警惕与敏感。

    “礼”主别异，“乐”主和同，国家秩序仰赖礼乐文教，国家礼乐文化制度多少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国家制礼作乐、修文撰史的情况。赋体文学的颂赞传统尤有提供赋、礼互证的方便。

    唐朝国家开放，文化多元，到盛唐时终于合南北东西之长以及域外异质文明的精粹而成就为浑厚、博大、刚健、进取、豁达、乐观的时代精神。

    汉世赋家，多为言语侍从之臣，身份类同俳优，魏晋文学自觉，激发了个体意识，不过赋家仍以高门士族居多。唐赋作家，身份既多，意识也更复杂。不同的身份意识影响及于赋作，形成不同视角与话语。一面是赋家主体意识的高扬，一面却是遍存当代的帝唐意识。在唐代尤其初盛唐的赋作里，到处都是“帝唐”“大唐”“皇唐”“圣唐”“我唐”等“帝国”语汇，这些赋作通过对国家创建的追述、君臣唱和的礼赞、京都形胜的夸饰，成功地构建了大唐王朝的帝国图景，也潜藏着大唐帝国的集体意识。

    赋体的演革到唐代已达极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赋体演革的停滞让后人不再有创新的机会与空间，而对于唐人来说，恰恰是一种幸运。唐赋因时代精神的影响与个体意识的彰显而形成了一定的风格；较之汉赋的雄霸夸饰与六朝赋的繁缛绮丽，唐赋康健朗畅，更可贵的是唐赋风格多元多貌，并有着时代与个人的特质。

    总言之，唐赋对王朝盛衰、江山风物、社会生活、个体情怀的铺陈，表征了多元多貌的政治形态、礼仪制度、文化谱系、身份意识，展示了唐朝与唐人开放的胸襟、革新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家国与个我并重的情怀。唐赋赋体的集成、对赋艺的探索、辞赋大家的出现与赋体风格的形成，也造就了它众体兼备、承前启后的赋史地位。

    第三层面是唐赋的文体文化意义。唐赋对他种文体的吸纳与影响既说明它自身摇摆不定的多体多面特性，也昭示了文体演变的一般规律：文体的演变，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动力，既有历时的积淀，也有共时的渗透，既有主体的意愿，也有客观的限制，是各种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合力在推动着文体形式的变迁；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所有文体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成熟、僵化的过程；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同一时代的各种文体，虽有主从之分，但会相融互渗。

    唐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既显现出它自身广纳万有、兼容并包的状态，也说明任何文体都是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杨炯《浑天赋》、卢肇《海潮赋》等科技文化类专门赋作的文化显现，唐代的很多赋，即便是比拟天象、铺陈仪式的祥瑞、典礼之作，在传承文化精神、树立国家本位、确定礼仪秩序、培植仁敬情感等方面，也能起到推动与印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唐赋还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文学代兴、诗赋互长。周秦诗先于赋，自汉魏至初唐，赋在创作实践与文学选本中的地位一直排在诗的前面或至少与诗并重，从盛唐李、杜开始，赋的崇高地位已被诗歌取代，中唐韩、柳之后，赋的形式特征进一步被消解，赋不再成为主流文体，甚至诗赋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已逝去，词、小说、戏曲等新的文体形式逐渐兴起。好在赋作为一种表现形式逐渐渗入了这些新的文体形式中去，赋体要素的弥散使它的影响无所不在。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院）